□ 王 立
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先生在天津辞世，享年100岁。网络上关于先生的资讯已甚多，作为叶门再传弟子、移民后有幸在温哥华与先生相交的晚辈，愿分享一些少为人知的小事以怀念先生。
纵观叶先生长达一个世纪的生命，与四座城市紧密相关——北京，台北，温哥华，天津。温哥华这个华文域外之城能有机缘令先生驻足，是先生不得已的选择。1969年，先生去美国的签证申请不到、而先前在密歇根大学客座时跟随去的孩子和丈夫又不愿回台湾，哈佛的海陶玮教授建议先生在加拿大工作、并建议UBC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蒲立本教授留住人才。恰逢UBC大学需要招聘教授古典诗词的老师来接替年老体弱的老教授李祁，担任从美国招生来的施吉瑞的博士导师和白瑞德的硕士导师，先生便被录用，条件是除了带硕博生，还要用英文教一门全校选修的中国古典文学课。1970年3月，先生收到UBC的终身聘书。她说，“定居到温哥华这个美好的城市，原本也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只是我一生不幸中的一次幸运的机遇。”
施吉瑞教授回忆叶先生初到UBC时“很神秘”。他说，“李祁老师看到叶老师后便悄悄告诉我们，‘叶老师一定是旗人’。因为旗人女子走路与汉人女子不同。”叶先生的旗人身份、旗袍穿着令学生们着迷，她讲课更有魅力。很快，选修先生课程的人数大增，成为UBC空前绝后的奇观。同时，从1969年来到温哥华，先生便成为温哥华中国古代文学爱好者的明灯。UBC任教之外，先生还经常在自己家、朋友家“开讲座”，为熟人朋友、朋友的朋友等古诗词爱好者免费讲诗词。她还会应社区机构、文学团体等邀约，在大学的阶梯教室卖门票“讲大课”。门票收入皆归各组织单位，先生分文不取。
移民后，我在温哥华参加过几个暑期的“大课”。先生体力好，讲课声音洪亮，可以站着讲一个小时不停歇。她的普通话还是北平时代的，非常独特，儿化音没有那么重，一板一眼深具韵味。她听力好，讲到《将进酒》，上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我坐在十几排的位置，随口轻声错读“将”字，她听到立刻在台上纠正。先生记忆力更是绝佳。课堂上不用讲稿，历史知识、诗词原文信手拈来。写板书，竖行繁体，一笔一画，毫不懈怠。写完了一黑板，擦了再写。有一次说到唐朝皇帝，先生依序写出各朝谥号，写完了自言自语说少写了一位，我也急忙在心里计算少了谁，没等我想清楚，先生已经补上了“宣宗”。彼时我正在写关于唐代乐艺系统的博士论文，每天少不了与皇帝们“打交道”。未料到不如年近90岁的先生脑力快。
先生早已名满海内外，却非常谦逊。写论文期间，我曾就“燕乐”专门请教先生。先生听完问题后，坦诚地说：“我没有对燕乐作过专门研究，我所秉承的理论知识是其他学者的研究所得，与公开的资料相同，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先生的言行很好地诠释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翻译家胡守芳女士是先生在温哥华的好友之一。对于一些英文词汇揣摩不准，先生便会请教胡守芳。有一次讲座中，先生很自然地提到，“今天早晨，就这个词的意思我还特意打电话向守芳询问”。一次大课课间，与先生在过道相遇，先生停下来坚持让我先过去，我只好匆忙鞠躬跑过。九十大寿时收到礼物，当面感谢还不够，先生还会事后逐一再打电话给送礼物的朋友致谢，言辞真诚，全无长者、大师的架子。
但是在工作和学习中，先生却不失规矩。外子与我做过先生讲李商隐和石声汉讲座的音频转录工作。那些年还没有AI工具，转录全靠听录音打字，难免漏掉词句。文稿交给先生后，先生能敏锐地发现错漏之处。依照先生的修订，重听录音，我们常会由衷地发出“果然”的感叹。先生也非常自律。暑假回温哥华，她几乎每日要去东亚图书馆“上班”——坐在仅容一人的四面木板墙壁的斗室中看书、查资料，中午午休半小时，下到茶水间吃自己带的简易三明治。时间一到，便上楼继续工作。即使约了午间会客，也不会拖延，依然“按时上班”。搬家回南开时，行李都是先生自己整理。去告别时，看着她弯着腰、双手颤巍巍地给行李箱上锁，我努力克制想伸手帮忙的冲动，因为跟随先生多年的张静教授提醒过，先生不愿意轻易麻烦他人、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
先生生活简单。温哥华期间，三餐都是自己做，面条、速冻水饺之类为主。她的好友杨焕素知道她爱吃包馅儿的面食，会做些包子等送来，先生便很满足。先生喜欢吃焕素阿姨做的菜。焕素阿姨说，“有时等着我做菜的时候，叶老师会在我客厅的摇椅上睡着。”大约这是先生最放松的时刻吧。对于水果，先生喜欢吃汁水多、能剥皮的。Costco成袋的葡萄柚是常吃的水果。先生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恨不得不食人间烟火，餐食只是为了果腹而已。然而，对自己日常毫不在意的先生，对他人却很关心。有一次先生回国，外子去帮忙拉行李送机场，都要出发了，先生还问外子是否吃饭了，张罗着要给他做沙拉，担心他由于送机而挨饿。焕素阿姨告诉我，这十年住在南开，先生仍然会常与她联系。她寡居这几年特别孤独，每次我去陪她外出时，她都会谈起先生与她通电邮聊了什么近况。
虽远离尘嚣，先生待人处事却真诚、周到。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拍摄期间，摄制组来温哥华拍“叶先生与她的朋友们”。组织大家在一处庄园相聚，其间开通视频电话，先生与大家聊天。那天来了足有四五十人，先生与每一位来宾都有体己话说，非泛泛问候。施吉瑞、梁丽芳教授这些跟随先生读学位的“嫡传”弟子都习惯称呼先生为“叶老师”。这是当年课堂上的称呼，一直延用。因着这一传统，他们也喜欢被学生称呼为“老师”，亲切随和，而非颇具威严感的“教授”。他们喜欢请叶老师吃饭聊天，喜欢与老师相聚。不仅他们如此，先生的诸多朋友、弟子都喜欢聚在她身边。每当先生在场时，总感到喜悦、平和。据说特蕾莎修女出现时，周围的人也会感到喜悦、平和。可能这就是“场”的缘故吧。在温哥华听先生讲座的听众大多数是“老移民”，岁数不小、听得年头也久，可以说是“年年听”。我想他们和我一样沉浸于先生的讲课气场。因此，对于先生说自己“天生是吃教书饭的”，我深信不疑。
先生的教书，是教书育人，也是在传播使命感。先生初抵台南时执教的彰化女中的学生涂佟雅琴是虔诚的基督徒，和我住在一座城市中。有一年暑假先生回温哥华，我们开车载涂太和她先生去看望先生。路上，她曾对我说，早年她向先生传道，先生说：“传道是你的使命，传播古代诗词是我的使命”。这一传播，便是一生。先生的坚毅持久令时间毫无存在感。先生说，“人生数十寒暑，回首一看，数十年一瞬间，不管是悲欢离合，刹那之间都过去了。我已经90多岁了，虽然老了，可是我有一个梦，我的梦是什么？我在等待，等待因为我的讲解而有一粒种子留在你的心里。多少年之后，等着这一粒种子有一天会发芽，会长叶，会开花，会结果——‘千春犹待发华滋’”。
先生已逝，她的诗教永存，她的光辉照耀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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