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利成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胡国定家境优裕，父亲创办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是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的主席。他自幼受父亲影响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大学毕业后来到天津，创建中共天津地下交通站，将400余名爱国人士、革命师生和党的地下工作者护送至解放区；他酷爱数学，新中国成立后潜心学术研究，成为中国信息论研究的开拓者，1985年促成陈省身回国，创建南开数学研究所。

　　子承父志

　　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国定（1923—2011），1923年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实业家庭。其父胡咏骐（1898—1940），在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攻读人寿保险，学成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宁绍人寿保险公司，自任总经理，曾任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斗争，1939年，经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介绍，周恩来同志报请党中央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胡国定随父来沪，先住在北四川路余庆坊，后迁至上海静安区（今常德路恒德里65号）。到上学的年龄后，胡国定进入一所教会学校读书，该校校长刘湛恩是一名中国人，一身正气，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活动尚能展开，但日本特务的暗杀行动也愈加猖獗。不久，刘湛恩在等候公交车时遇刺身亡，这件事让胡国定充满了对日本特务的仇恨。后来，胡咏骐收到一封日本人的恐吓信，且信封里装有两颗子弹。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中，各界人士相继撤离上海，但胡咏骐没有走，坚持留在上海继续革命，帮助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以宁绍人寿保险公司职员的身份作掩护，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领导工作。

　　1940年，胡咏骐因患癌症住进了医院。临终前一周，召集家人留下遗言：“你们不要过于悲伤了，一个人的肉体总是要死的。但是，一个人的精神是可以由下一代继承下去以至发扬光大的。我一辈子致力于为我民族、民众谋解放、谋福利，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志愿。如果你们能够继承我的遗志，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那就等于是我的永生！”他还留下了一份书面遗嘱，一直珍藏在胡国定身边。由于工作需要，胡咏骐的身份直到去世也没有暴露，胡国定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父亲和哥哥当时都是中共党员。

　　胡咏骐去世后，夫人周巧英毅然决定将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财产全部献给中共党组织。这件事给胡国定留下深刻印象，触动很大，从此，他下定决心，一心一意跟党走。

　　1943年，胡国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在勤奋学习的同时，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革命运动，194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至1947年，任交通大学学生会党组负责人，成为该校中共地下党和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

　　临危受命

　　创建天津地下交通站

　　1947年5月国民党特务将交通大学的16名学生运动骨干列入黑名单，准备抓捕。胡国定因家境优裕，出入校门都是西装革履，特务误认为他只是被中共利用，故而未将其列入名单。但党组织认为，他已引起敌人注意，决定让他转移。陈省身时在上海负责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对胡国定甚为赏识，遂介绍他到清华读研究生。入学手续均已办妥，但有人告密说他是共产党。陈省身又重新把他介绍给了南开大学教务长吴大任。

　　1947年的上海被国民党列为“死守”的江南重地，关卡林立，层层设防，通往苏北和山东解放区的交通被重重封锁，地下党组织需要转移的人员很难及时撤离。因此，急需有人到北方去开辟新的交通线，党组织认为胡国定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天津还没有地下交通站，党组织任命他为天津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创建天津地下交通站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1947年9月，胡国定以党内天津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对外为南开大学数学系助教的身份来到天津，住进南开大学思源堂半地下室右首最后一个单间宿舍。创建地下交通站对胡国定来说是一份陌生的工作，于是，党组织安排了熟悉情况的孙大中配合他。

　　孙大中（1911—1963），1911年生于河北省衡水县孙家庄，曾在家乡参加抗日游击队。抗战胜利前后，协助北京地下交通站陈鼎文从事地下党交通工作，党组织还出资在天津北站附近给他开设了一个修车铺，取名北方车行。此前，孙大中在陈鼎文的领导下，已经护送过一些进步人士经天津进入泊镇解放区。

　　两人接头成功后，互通情况。此后，胡国定负责接收赴解放区的同志，向他们转达党组织的具体要求，告知转移途中的注意事项；孙大中负责护送来人安全抵达解放区。

　　默契配合

　　安全转移四百余人

　　天津地下党交通站刚刚建立起来，上级党组织就给胡国定下达了紧急任务：“为了加强和扩大反蒋反美统一战线，党要争取一批有影响的爱国人士进入解放区，现在就有两位爱国人士需要立即送走，请你马上做好准备。他们是从台湾来的李何林夫妇，必须把他们火速送到解放区，而且要绝对保证安全。”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到下一个接头时间，胡国定骑上自行车来到北方车行假装修车，向孙大中布置工作。

　　次日清晨，孙大中赶到北大关附近的一家大车店，订了一辆大马车，转身又来到估衣街，按照胡国定介绍李何林的身材，买了一件七成新灰色长袍和半新的礼帽，把李何林化装成跑单帮的商人。

　　南开大学地下党当时有两个平行的系统，两个各自独立的地下党支部。一是胡国定的地下交通站，一是南方系统在南开大学的地下党负责人、哲学教育系学生刘炎。与此同时，南开大学教师、地下党支部委员孙克文，按照刘炎指示，正在紧张地为李何林夫妇仿制国民党统治区的身份证。他细心地用药水涂掉旧身份证上的字迹，填上李何林夫妇的化名和职业。

　　启程前，胡国定向李何林夫妇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纪律，与孙大中一起分析在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化解方法。胡国定将他们扶上马车，孙大中则在后面骑车暗中护送。直到李何林夫妇安全通过敌人的检查站，孙大中才回来向胡国定汇报，胡国定一颗悬着的心方才放下。

　　交通站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一天放学后，胡国定远远望见一名青年徘徊在自己的寝室前，他认出此人正是前几天刚刚送往解放区的一个人。胡国定紧走几步，不等对方开口一把将他拉进宿舍，严肃而急切地问道：“你怎么随便到这里来？出什么事了？”“我的货被扣了。”他是一名归国华侨，在燕京大学上学期间就接受了进步思想，向往解放区。为了支援我军的解放战争，他还购买了一批贵重西药，在党组织安排下，经胡国定、孙大中护送，化装成药商前往解放区。可是过关卡时，国民党军警垂涎这批西药，对他百般刁难，告诉他只要留下药品即可放行，否则必须回去取保赎药。本来他可以舍药保人，通过关卡。但由于缺乏经验，他竟然答应敌人回来取保赎药。胡国定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不但不能回去赎药，而且很可能因此暴露了这条交通线。于是，胡国定一方面下令立刻停止使用这条运输线，派人到该卡口观察敌人的动向，一方面让孙大中立刻想办法从另一条路线将归侨送往解放区，这几天更要注意附近有没有人跟踪。

　　归侨安全转移后，胡国定认真反思，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疏漏，对每一名转移人员更加严格地培训，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告诉他们通过检查站时，敌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以确保顺利通过为目的。那时，南开大学教师宿舍大多在八里台，只有少数人住在六里台，相比之下，六里台略显偏僻，交通也不便利。胡国定觉得这里正是一个地下工作的好环境，遂从思源堂搬到了六里台。

　　1948年秋，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转变，敌人对国统区与解放区的封锁愈加严密，冀中解放区的交通线时断时续。而此时，南方各地需要经天津进入解放区的人却越来越多。为此，上海地下党派人秘密来津与胡国定商议成批转移人员的问题。孙大中向胡国定汇报了各个关卡的情况。经过分析研判，胡国定认为，通向冀中解放区的原有路线已不能使用，需要开辟新的交通线。经请示上级党组织，胡国定决定开辟一条通往冀东解放区的新路线。

　　经过周密部署，孙大中历时一周，日夜兼程，几经周折，终于闯出了一条新的交通线。通过这条线送出了几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并且冲破敌人的重重围困，将大笔的地下党活动经费安全送抵上海。

　　至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胡国定与孙大中默契配合，将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时任冯玉祥的秘书、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时任上海法学院教授、后任北师大教授的楚图南等400余名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全部安全地转移到解放区，成功率百分之百。孙大中还将情报缝在衣服中、衲在鞋底里或放在马车的内胎中，多次出色完成传送情报的任务。

　　图片说明：

　　图1：青年时期的胡国定

　　图2：陈省身（左）与胡国定（右）

　　图3：胡国定与妻子

　　原文链接：http://jinwanbaoepaper.enorth.com.cn/jwb/html/2025-09/24/content_87666_2658981.htm

审核：韦承金

编辑：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