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梁启超铜像（摄于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春分之时，首届“南开史学郑天挺讲座”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启幕，历史学家王汎森应邀担任首讲嘉宾，他如一位旅人，以三场演讲漫步于史学巨擘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的思想地图与学术路径，导引南开及慕名而来的外校学子们分享生机勃勃的智慧时光。
王汎森现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专研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郑天挺（1899—1981）是20世纪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为南开史学四大导师之一（另三人是梁启超、蒋廷黻、雷海宗），奠基南开史学重镇，讲座为纪念他而设立。
“郑天挺讲座”首讲主题是“史家的技艺”，第一场解析“梁启超的史学措词”。梁启超后半生居海河之畔15年，直至去世，其著书立说的“饮冰室”闻名遐迩。1921年，他在南开大学主讲并整理成书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新史学”的首部“历史研究法”，力求厘定“什么是历史”，震动史坛，影响至今。
王汎森指出，人们生活离不开词语绘制的思想地图，我们除了关注经典史学命题，还要关注历史书写，其中一个路径就是“措词”。“措词”包括史学家的语言风格、比喻、修辞、词汇等，这是探讨史学思想的一个关键环节。语言不只是反映定义的工具，不同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导向，折射着史家的思维世界。
王汎森说过，人是诠释性的动物，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之后，人们会用它来思考自己的处境及命运。在近代中国，文化精英先是用一些旧概念去诠释新事物，但一批又一批新的“措词”涌入，逐步建构了现实的发展。
讲座中王汎森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汹涌如潮然”时代的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旧名词不能包含新的事物，不惜创造了诸多新的名词为人们熟悉且至今还在用，包括变法、民权、平等、自由、议会、立宪、废科举、兴学校等，都跟梁启超有关。梁启超在其所作《新史学》（1902年）中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四万万同胞”这个说法就是梁启超新提的，他加入这一“措词”的前提是被新的民族主义思想包裹在里面，我们须注意它所代表的意义与倾向。《新史学》中，梁启超重视“国家”“国民”“群”“社会”的历史，这四个词汇为最关键的“概念工具”，是过去不曾出现过的。
新“措词”、新概念鼓动了一个时代。王汎森介绍了胡适年少时由此受到的震动，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写道，“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启超先生“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
王汎森说，梁启超早年常提的史学措词，“历史的”相比“非历史的”，“有史的”相对“无史的”，还有“国民的历史”“有目的的历史”“‘公例’的历史”“历史的‘舞台’”“‘进化’的历史”等，这些史学措词具有浓厚的现实意蕴：“国民的”“有目的”的历史才是历史；弱者没有上舞台的资格，就没有历史，能上舞台的是那些强大的国家、种族；没有“进化”的民族就没有历史。
“措词”塑造了历史书写的特色，通过对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作者的动机与取向。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书多写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一般人民“无史”。1982年，人类学家埃里克·R.沃尔夫（1923—1999）出版其史学名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认为没有历史的人群在人们心中几乎等于不存在，人们愈来愈发现历史上许多人群是“无史”的。而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期就认识到这一问题。梁氏改造旧史的主要目的是鼓舞人民的爱国、救国之心；不把国家当作历史的主体、不把人民写进历史不足以激励国民的爱国心；中国历史应是国史、民史、公史、社会史，群体的历史。
梁启超常用的史学措词很多来自跨学科领域，如力学：冲力、盘旋；生理学：细胞、总神经系、有机体；心理学：有意识、无意识、“意识团”（仁的概念）、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民众意识。有的措词是从物理学借来的，如心灵+力学：民族意力、国民意力、心力（历史为人心力所造成）；工程学，如“史迹之心的基件”。这些语言与概念反映了社会现实，其中不少迄今依然为人们所常用。
在没有地图的思想旅程中，王汎森长久地探寻一个课题——“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形成”，在概念方面，即是一整套新的架构如何取代旧的。这些“新措词”与其所含蕴的思想意义，形成一个巨大的变化，近代人用它们组成了一个新概念的思想地图，正是首先通过这些概念架构才改变了近代中国。所以，对这些概念“措词”的研究，于分析时代的切片有重要的意义。
王汎森介绍，梁启超常提的史学措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早期（1901年、1902年之后）以理性、科学为特征，晚期（1920年代）以批判、反省早期史学概念为特征，佛学语汇开始渗入史学，与“新康德学派”融合而成一种新史学观。因此，探讨史学思想，除了应看史家的理论宣示，还应看他们如何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展现出的史学思维。近代以来，每一次重写历史都是新措词的再造，包含在新的思想地图之中，是一个循环而不间断的历程。
“谈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不能只摘引其中几句话，用现代人的观念投射回去，放大某种意义，这是研究的失误，要把片段的思想放在整个的思想语境中去考虑。”对于梁启超其人，王汎森也有一个明晰的判断，“梁任公的思想和感情敏感，人非常聪明，感受力强，引领时代风骚。”
王汎森在绘制梁启超的思想地图时，将其“发生学”的坐标定位在近代以来领风气之先的天津，而这正是我们一直以来寻寻觅觅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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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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