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 耿传明 杜 越
今年恰逢梁斌诞辰110周年。对于梁斌，我们的认识还是存在盲区的，文学界把他单纯地当成一个文人，一个作家，这实际上遮盖了他人生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实干家的梁斌。
提起梁斌，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他影响巨大的红色经典三部曲《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但他留世的、具有代表性的一千多幅绘画书法作品及其长篇回忆录《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也是其一生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梁斌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整体面貌和审美追求，其主要贡献就表现为对人民主体性美学的开拓和探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在《红旗谱》初版之际就为其题词“红旗高举乾坤赤，生面别开宇宙新”，并题写了书名；茅盾也赞誉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人民性美学兴起
人民性美学是以人民为主体，把人民作为理解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审美理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个体性美学，它是与将西化视为现代化的唯一形式的、文明单数化文化相一致的美学。这种源于西方的个体主体概念肇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启蒙运动，经由笛卡尔、卢梭等一批思想家的推动与发展，至康德哲学，完全确立起主体性的个体概念。英国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再次把自己定义为普遍的主体”。
人民性美学是作为对这种个体性美学的反拨而出现的，当专注于个体书写的文学发展到一种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所说“肚脐眼展览”似的私人写作时，一种立足于大众、以人民为历史主体和审美主体、表达人民的意愿和情感的写作就会兴盛起来，与个体性写作抗衡，以呼应总体的需要和历史的要求。20世纪中国处于一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急剧变革时代，正是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孕育、诞生了这种信仰人民至上、以人民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民主体性美学。
人民性美学首先是一种从自我走向他者的文学，自我从与他者的关联中获取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正如鲁迅所说“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民，都与我有关”（《这也是生活》），不从自我幽闭中走出，就不能发现能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广阔空间。人民性美学也是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担当者、奋斗者的精神，正如邵雍诗云：“请观风急天黑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崇德阁下答诸公不语禅》），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精神与劳苦大众的牺牲奉献精神相结合之后，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宏大气象，不明乎此，就进入不了人民性美学的精神境界。人民性美学还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既不能过分强调个体而伤及整体，也不能过分强化整体而伤及个体，《红旗谱》表现的主题是中国为什么要革命的宏大主题，但其表现方式却是自主性的，来自他自己独特的革命经历和人生体验，他的革命书写是主体性的而非迎合性的，这决定了《红旗谱》的文格，也是其成功的关键。
为革命史书写提供了一个新典范
作为一个13岁（1927年）就参加了共青团的革命青年，梁斌亲眼目睹和亲身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割头税运动”“保定二师学潮”和震惊全国的高蠡暴动，这些经历成为扎在他心上的刺，一天不把《红旗谱》写出来就会寝食不安，所以他不是以一个职业作家的心态来写《红旗谱》，这部小说对他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性命攸关的，是他投身革命的最高形式的体现。
梁斌在抗战时期曾担任“新世纪剧社”社长，他们在演出时就已经注意到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我们演出的对象是农民；战士是农民，干部大部分是农民，我们就为农民演戏。……就地取材，以农民的生活、斗争、民俗，提炼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体系。语言不用京白，不‘撇京腔’，也不用土腔土调，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提炼出一种特有的舞台语言。”《红旗谱》的语言、风格、结构、形式等与梁斌作为革命文化宣传者的基层工作需要密不可分。
梁斌在“保定二师学潮”运动失败后的1933年流亡到了北平，参加了北平左联，他在《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杂文、诗歌、小说等一系列作品，可以说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带有苏化色彩的左翼文学精神的参加者和传承者，其启后性意义则表现在他一反对民众的疏离审视、居高临下姿态，低下身去以仰视的态度塑造出了敢于斗争、敢于反抗的被压迫人民的崇高形象，将追求公平、正义的民族德性与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合而为一，既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深厚的土壤，又为民间的抗争找到了未来的方向，所以它为其后的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史书写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其小说形式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他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条打通古今、继往开来、气势宏大的新路径，因此郭沫若对其才有“别开生面”之誉，这也正是他对现代文学所作的一个突出贡献。
与其同时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般缺乏这么一种冲破启蒙时代设置的中西新旧间隔的连续性和自觉性，多是就事论事之作，而《红旗谱》则在现实功利视野之外，为现代中国人寻求公正和正义的不屈追求找到了来自传统的精神源头。有论者认为《红旗谱》开篇朱老巩被冯老兰、严老尚气得吐血而亡是死得莫名其妙，说“如果这样的事就能把朱老巩气死，那他的祖上应该早就被气死了”。这说明论者并没有能够真正理解朱老巩之死的深层寓意与历史语境。
朱老巩的悲剧首先与中国百姓对理的信仰有关。中国民间有句老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也就是不信上帝的中国人是把天经地义之理当成超验的信仰的。当冯兰池要砸钟时，朱老巩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就是请德高望重者主持公道、通过说理劝退对方。所以他会接受年轻时当过义和团、在十里八乡声名远扬、乐善好施、慷慨仗义、人人敬重的“严大善人”严老尚的调解，到小酒店去讲理，但是就在这空档，冯老兰肆无忌惮地派人偷偷把古钟砸了，而本应主持公道的严老尚也居然和冯老兰沆瀣一气，共同策划了这场骗局。这表明民间社会中担负着社会调节功能、为民倚重的乡绅阶层已经变质，不再值得信赖，民间已不再有能主持公道的权威力量，民众彻底失去了说理的空间。那下一步只好是打官司，进城到官府告状，结果明明占理，从县城告到省城直至北京大理院、还是输了，如此剩下的路就只有革命了，正如鲁迅给许广平信中所说：“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说过“药治不好的，要用铁；铁治不好的，要用火”，表达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当代文学中真正把这种革命的正义性、必要性、合理性讲得如此轰轰烈烈、气势宏大、深入人心的，除《红旗谱》外并不多见，这也正是其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价值所在。
更是一个革命者的自述
《一个小说家的自述》是梁斌晚年的重要创作，对其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但它在梁斌创作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可以说《红旗谱》三部曲是其创作的A面，《一个小说家的自述》这是其创作的B面，前者是对于革命的诗性书写，后者则是关于历史的散文写实，两者相互映照，可以让我们看到作家的整体面貌。对于梁斌，我们的认识还是存在盲区的，也就是文学界把他单纯地当成一个文人，一个作家，这实际上遮盖了他人生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实干家的梁斌。正是在第一线的九死一生、艰苦决绝的战斗经历，才是造就梁斌这样的作家的生活基础和前提条件。这种文学的价值正如鲁迅评价殷夫时所说：一切静穆悠远之作都无须来做比拟，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充满了光明的未来世界，文学的真谛也就在于以神性丈量大地，它表现为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朗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近现代以来儒家士人形象嬗变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研究”(21BZW033)阶段性成果]
原文链接：http://shekebao.com.cn/detail/6/27191
审核：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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