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年多来，南开大学档案馆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来校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开拓进取，守正创新，积极推进档案资源建设，组织开展特色档案编研，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本科招生宣传工作。现系统整理馆藏档案资料，形成“南开与山东”一文，以飨读者。
南开新闻网通讯员 张兰普 袁伟
一、张伯苓校长与山东
大家都知道南开的创校校长张伯苓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他与严修共同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形成了包含大学、中学和小学在内的完整教育体系，开创了独一无二的中国民办教育模式。一百多年来，南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不计其数的卓越人才，张伯苓也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大教育家。但鲜为人知的是，张伯苓的祖籍其实在山东。
张氏先世因沿运河经营漕运，于清朝初年从山东徙居天津，落户河东地区。张伯苓生于晚清的1876年，此时张氏家族虽已迁居天津数世，但张伯苓少年时期性格刚直，“路上遇见不平之事，就要上前去为人析辨是非曲直。遇有强梁不逊，不听劝告的，就捋起袖子来，向前相助被欺者，抱打不平”，颇具山东人的一身正气与仁侠之风。成年后，他1.9米的魁梧身形，更是传承了典型山东男子的高大伟岸。
图1 20世纪30年代的张伯苓校长（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民族危机深重。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战败，山东威海卫地区被日本强占。但英国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便以所谓调停为借口，迫使日本退出，由其接收日本在威海卫的特权。虽然是两个列强之间的交易，清政府还必须有代表作为中间人出席。1898年5月，年青的海军军官张伯苓，随“通济”轮护送朝廷官员前往威海卫出席交接仪式。23日，交接仪式开始，首先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上清朝的黄龙旗；次日，又降下黄龙旗，再升上英国的米字旗，标志着威海卫的使用权正式交与英国人手中。
图2 1898年5月24日在山东刘公岛的交接仪式（网络资料图片）
中国的土地在列强之间转来转去，中国人自己却只能被迫做交接的道具，这种屈辱的场景深深刺激了队列里的张伯苓。他悲愤交加，“发现一个国家的强盛要依靠其全体人民，而不能仅仅依靠几个斗士”。张伯苓认识到，中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他“相信教育可以改造人民，使其获得新生”，从而萌生了从事教育事业的意识。于是，他放弃了军旅生涯，转而投身于教育。
1898年10月，张伯苓即受聘于天津严修的严氏家馆，开启了其一生五十多年的教育生涯。在之后短短的三十余年时间里，张伯苓如同一位高明的魔术师，在一片片荒芜的土地上，平地起高楼，建成了从大学到小学的完备南开教育体系，并将南开教育从天津拓展到中国的大西南重庆与四川，成为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教育家。
回顾这段历史，威海卫刘公岛上的“国帜三易”之辱，深深刺激了张伯苓的内心，成为其走上教育救国之路的起点，更是南开爱国报国精神的源头。
二、南开学子与山东
南开大学建校早期，学生的籍贯即遍布中国各省，“而山东以来学校近故，尤居多数”。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成立于天津西南一隅，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108名优秀学子成为该校首届学生。其中即有山东籍学生4人，分别入文科与商科学习。诸城人王维朴、王维实兄弟同时入南开大学文科，王维实后来承继家学渊源，成为著名的金石、碑拓的收藏家与研究家；日照人丁履进后来供职于中央社，成为著名记者，曾先后任该社西安分社和北平分社的主任。
其后，历年皆有山东籍青年考入南开大学，自1919至1936年考入南开的山东籍学子有130多位，郭永怀成为其中的杰出代表。郭永怀（1909—1968），山东荣城滕家集东滩郭家村人，于1929年从青岛大学附中考入南开大学预科乙组，注册号P444。在中国现代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南开大学第二任物理系主任顾静徽教授引导下，他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于1931年成为南开大学理学院电工系一年级本科生。
图3 郭永怀在南开大学成绩单（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1933年，经顾静徽教授推荐，郭永怀转入北京大学，师从原南开大学首任物理系主任、我国光学领域的权威专家饶毓泰教授，于193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研究生。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在周培源教授的影响下，他转向空气动力学和湍流理论研究，奠定了未来投身航空工程的学术基础。1940年8月，郭永怀出国留学深造，于1945年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读博士期间，他与钱学森共同提出的“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超声速飞行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5年10月，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1956年9月底，郭永怀紧随其后，放弃在康奈尔大学优厚的待遇和安静的生活，毅然启程归国。对于友人“为什么要回到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的疑问，他答道：“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祖国”。回国后，郭永怀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并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原子弹、氢弹与导弹的研制和新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工作中。
图4 1960年5月1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座谈会上的
钱学森（右一）与郭永怀（右二）（网络资料图片）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因飞机失事遇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做的仍然是保护国家机密。当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授予其“烈士”称号。1999年，国家追授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其在我国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所作出重大贡献。中国科学院俞鸿儒院士言道：“两弹一星”的23位功臣元勋中，三方面都涉及的，只有郭先生一人。
更有南开学子，为了民族的独立事业，将鲜血洒在了齐鲁大地。
江苏扬州青年何懋勋（1917—1938），于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商科。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何懋勋随校南迁，加入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1月，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笔从戎，北上抗日。
图5 南开学子何懋勋录取名册（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1938年3月，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任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1938年8月，鲁西北抗日武装为配合保卫大武汉，组织了济南战役，挺进队全体同志参战。当月28日，何懋勋奉命率青年抗日挺进大队进驻齐河坡赵庄，遭到日伪军四五百人的突然袭击，在血战中，因寡不敌众，全体壮烈牺牲。当时，何懋勋年仅21岁。
图6 1938年1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对何懋勋殉职的报道（网络资料图片）
三、南开与现代山东体育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作为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在开启其教育事业伊始，就身体力行的将现代体育运动引入中国。早在1908年，他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介绍到中国，并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张伯苓不仅是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引介者，更是重要的组织者与推动者，先后组织成立了天津体育协进会、华北体育联合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张伯苓长期担任华北体育联合会（以下简称华北体联）会长，从1913年至1934年的二十余年间，先后组织筹办了十八次华北运动会，使该会成为民国时期举办运动会次数最多的区域性体育组织。同时，华北体联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体育组织，在高峰时期，涵盖了现在华北五省市、东北三省、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四省区，以及河南和山东二省。华北体联的活动既提高了该区域内的体育竞技水平，也增强了区域内人民的体育意识，同时加深了不同省区之间人民的了解与认同感，在当年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下，对于国家的统一，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中，由于山东与天津的地理邻近，以及张伯苓本人与山东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华北体联曾通过多次在山东举办华北运动会和体育学术研讨会等方式，推动了现代体育在山东的传播。
早在1917年4月，第四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南开学校举行，有黑龙江、辽宁、北京、直隶、山东等省三十多所学校运动队参加。来自山东的50余名运动员即住在南开学校，并受到该校山东籍学生的热烈欢迎与盛情招待。
1925年4月，张伯苓领导下的华北体联决定在山东济南召开第十二届华北运动会。这是山东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有来自九省市的600余名运动员参赛，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并计算成绩。南开代表队由体育主任章辑五率领14名运动员参会，住在齐鲁大学，受到校方和当地南开校友极为周到细致的招待。在本次运动会上，齐鲁大学与南开大学分列本次运动会的第一、第二名，南开大学运动员逯明获得个人总分第一名。
1931年5月，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再次在济南举行。本次运动会是华北运动会的一个转折点，由以学校为单位组队的组织方式，改为以地区为单位组队参赛，它标志着华北地区现代体育运动由学校走向社会。大会明确提出了“提倡国民体育，锻炼国民体魄，团结民众力量，发扬民族精神”的办会宗旨，扩展了体育的范畴，丰富了体育的内容。
张伯苓任本次大会总裁判长，并提出了“运动不仅是表现技能，要在提倡精神”，“运动第一必须讲道德，否则便是野蛮。技术不要取巧，要讲求道德”，要对体育运动进行科学研究。本届运动会共有10人打破8项全国纪录，17人打破14项华北纪录，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图7 张伯苓在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主席台（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1933年7月，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再次回到山东，在青岛召开。有12个省市的1039名运动员参赛，女运动员达到317人，张伯苓继续担任大会总裁判长。此次运动会，除去田径、游泳、球类等现代运动项目外，增加了中国传统武术中的摔跤、拳术、枪棍棒等器械比赛，并对运动员的代表资格及各项运动规则作了更为准确明晰的规定。青岛市为本次大会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体育场，开幕式当天，来现场的观众达一万多人。运动员的精彩比赛，对在山东一般民众中推广体育运动，无疑起到了引领与宣传的效果。
图8 张伯苓为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总报告题词
在有序推进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同时，张伯苓等中国体育先进也逐渐认识到体育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为促进中国体育的科学化发展，1935年7至8月，张伯苓任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利用暑期，在青岛山东大学举办了全国性的“暑期体育训练·讲习·讨论会”。其中，训练会是为参加奥运会作准备，提高中国运动员运动成绩和精神；讲习会是培训中学体育教师和体育行政人员；讨论会是集中全国体育专家对中国各类体育问题进行学术上的研讨。
7月29日张伯苓主持体育讨论会开幕式。他在致词中强调了“教育与体育，绝对不能分离”、“宗旨以训练团结、合作、健全之身心为目的”、“不能自足，仍须继续努力，此为全民族之问题，并非是造就几个好体格的运动员而已”等内容。
在为期5天的研讨会上，南开体育主任章辑五与郝更生、董守义等来自全国的体育专家、体育教员，及各省代表200余人，就中国体育的诸方面问题宣读了17篇论文，并由沈嗣良、章辑五做了两次专题演讲。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对宣读的论文与中国的体育发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此次研讨会，是首次全国性的体育学术会议，开有组织的中国体育学术研究之先河。会议最后，经张伯苓等19人提议，决定筹备成立中华体育学会。该会于翌年5月在南京正式成立，确定“以体育学术研究为宗旨”，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学术研究机构。
至此，以张伯苓、章辑五、董守义为代表的老一辈南开人，与全国体育同人一道，将中国的体育学术研究，从山东推向了全国。
四、南开社会考察与山东
南开学校成立伊始，即鲜明地提出“教育救国”的办学宗旨，积极探索并逐步形成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育人理念。1931年7至8月，在东北海军的大力支持下，南开大、中学师生联合开展的环黄渤海考察，则是“知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最为典型的一次。
此次社会实践，由南开大学、男中和女中组成了一支55人的南开海口旅行团，利用暑假时间，历时一个月，随巡防华北各港口的东北海军的最大军舰——海圻舰，对环渤海大连、旅顺、葫芦岛、秦皇岛、山海关、北戴河、长山列岛、蓬莱、烟台、威海、青岛等各港口的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人文景观进行了系统考察。
7月4日，旅行团从天津乘商船抵达大连，开始了他们此次考察的行程。沿途中，他们深感祖国山河之壮美。海上航行时，看到“沿海渔船往来，雪帆点点，时见有海鸟飞翔，点缀海上如诗如画”；面对一望无际的海面，其海阔天空之势，鸢飞鱼跃之态，胸襟顿时为之一开。
同时，师生也强烈地亲身感受到了外国势力对中国的侵略，与生活在外国势力下中国人的屈辱。旅行团在大连港口登岸时，接受日人的检查，被日本人“以审判官的态度逐个讯传，而中国乘客则不得不唯命是从，有若俘虏。众团员耻疚之心，难以言状”；外国人把持秦皇岛开滦矿局，中国人在此经营，必须得到其许可，且随时可能被取缔，其情形恰似外国租界。
更有甚者，山海关有一条日本街，日本人经营的商店肆意销售吗啡等毒品，中国官方竟不敢闻问；日军可随意在四乡绘图、挖壕，当地政府对于日军的打靶、军事演习，皆任其所为。旅行团众人见此惧然心惊，“一旦有事，日人定可入关长驱，危险极矣”。
7月14日，旅行团一行随舰抵达山东省境内的长山列岛，开始重点察看沿途经济与国防建设情况。长山列岛亦称“庙岛群岛”，为进出渤海的锁钥，东北海军第二舰队自1928年6月开始驻扎长山岛，对整个长山列岛进行军政一体化管理。登岛后，旅行团利用三天时间，参观了当地的学校、东北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海军俱乐部健行社、果木试验场、天后宫等处，不但了解了长山岛的战略地位，当地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也看到了当地的建设与发展。师生所见，皆为“人民很朴实，能忍苦，婚嫁不以奢靡为荣，无缠足幼女，及烟赌场所，与日见堕落的大城市相背而行”、“一座兵匪交乘的荒岛，不到三年功夫，成了一座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民风朴实，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等景象，进而认识到“中国不是没有救，没有希望，只是没有人干”。随后两天，旅行团赴烟台参观蓬莱阁、戚继光故居、蓬莱街道、张裕酿酒公司及该公司之葡萄园和当地海军学校等。
图9 驻扎在长山岛的东北海军司令部（X）和海军俱乐部健行社（O）
（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7月19日，旅行团抵达刘公岛，参观停泊在该港的英国各类军舰，看到舰上各处宽大整洁，管机密若蜘网，电门聚若蜂房，内中设备，实出人预料，认为“其官兵甚壮大，纪律甚严，一切可表现海上暴王之威风”。
图10 停泊在刘公岛的英国巡洋舰（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20日，旅行团先后参观刘公岛上的海军陆战队营房、海军办公处，北口炮台与英国墓地、北洋水师提督衙门等。面对当年丁汝昌愤而殉国之所，眼前却成为英国海军官员俱乐部，而且门前还设有“华人不准入内”的标志。师生们想到张伯苓校长当年在此所受之刺激，一致认为此地亦为南开教育孕育之所，特在门前摄影留念。
图11 南开旅行团在当年北洋水师提督衙门门前（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21日，旅行团一行先后参观威海卫管理专员公署、九华小学、公立医院、东山公园、晶明造冰工厂、私立明星女子小学、私立海星小学、环翠楼等处，并向在此地校友详细介绍南开学校各部现况。众校友“若孩童之听故事，目直、口张，盖已入佳境矣”。
26日，南开旅行团抵达青岛港，在小码头登岸，开始实地考察。期间，男生住青岛市大学路老衙门内海军陆战队营房，每日晨4时半起，晚9时熄灯，出入须有出门证，至晚间还须应答口令，切身感受军规军纪之严格和约束。
图12 青岛之小码头（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28至29日，旅行团参观了停泊在青岛港的日本球磨号巡洋舰、停泊在大港码头的美军潜水艇母舰和潜水艇，以及法国巡洋舰；30日，旅行团先后参观驻青的东北海军司令部、德国人占领时修筑的汇泉炮台、青岛第一公园、青岛大学、若鹤兵营、青岛港务局和观象台。
31日，旅行团乘车赴四方工厂参观。该厂创建于1900年，是为修理和装配胶济铁路机车而建，解放后由铁道部直接管理。2002年改制为两个独立的企业——南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和四方机车车辆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我国高速列车的制造基地。
图13 四方工厂（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8月2日上午，旅行团一行再赴东北海军司令部，与驻军一同开演说会，主要由南开旅行团团员演说。其中，南开校父严修之孙严仁颖的演讲题目为《华北各海口之体育概况》，还有团员以《海军与国防》为题进行演讲。当天晚饭后，众团员游览青岛街市，见日本人于该地工商、金融、不动产、码头、仓库等各行业几乎无孔不入，与大连、旅顺情形极为相似。大家都感到所闻所见，莫不危机四伏，不禁悲从中来，认为需警醒“同胞莫以为青岛为纯粹之中国商埠，徒假虚名耳”。
8月4日，南开旅行团乘船从青岛启程返津。海军与校方于7日上午，在南开中学范孙楼举行“交货会”，由海军代表姚秋武与张伯苓校长按名册一一点名完毕后，即代表海军正式将旅行团全体完整地交与校方，也标志南开海口旅行团暑期社会考察正式结束。
在交接仪式的致词中，张伯苓充分肯定了东北海军全力支持本次南开社会考察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将来的希望，都在青年身上。所以肯对青年下功夫的人，乃是真的爱国的人。他们所期望于你们的，甚于你们的父母和你们自己。父母只希望子女做官发财，而这些人希望你们做大事业，改造国家。他们所以这样，不是为你们，也不是为南开，更不是为我，乃是为我们的国家”。
张伯苓还对南开师生提出了殷切希望，主要有“你们所得的很多，今后要看如何利用。善利用者，可用之终身”，“你们在各地都可看见国人受外人的欺负，和外人的长进，这种比较的看法，可以使你们感动，使你们精神上有长进”，“此后训练要严格一些”等。
五、南开与山东的校际互动
南开与山东的历史渊源是广泛而多元的。特别是在校际层面，南开与山东也有诸多往还，互相借鉴与促进。
早在110年前的1915年6月，南开的两位创办人严修、张伯苓就到济南，参观了该处的模范小学、第一中学、广智院、山东商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通俗图书馆及省立图书馆等处，了解各校的办学规模、经费数量、教学设施与学生管理等，并与山东教育会会长董毓濬、副会长许名世、公立商业学校校长叶春犀交流教育问题，为改善南开学校的管理汲取养分。山东师范学校的师生也在1916年赴津，来南开中学参观，再次互相交流学校教学与管理方法。
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后，张伯苓校长与山东教育界的往来更为密切。例如，1922年11月张伯苓主持了齐鲁大学麦考密克大楼启用仪式，该校于1925年聘请张伯苓担任董事长；1926年6月16日，张伯苓在齐鲁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向毕业生们提出“你们将来的目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还是无私慷慨地为社会服务？薪水多寡与专业能力，哪个更重要？”等问题；1928年，张伯苓又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推荐齐鲁大学王锡恩教授的天文学著作。
1924年，高恩洪创办私立青岛大学伊始，就聘请张伯苓任该校董事。私立青岛大学改并为国立青岛大学后，1932年9月28日，张伯苓应校长赵畸之约，在该校演讲废止内战运动。
同期，张伯苓又推荐优秀的南开校友到山东工作，让更多南开人服务于山东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1932年2月，张伯苓推荐南开中学训育主任雷法章赴青岛任职。雷法章在担任青岛特别市教育局局长期间，积极推动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建树良多。同年6月，张伯苓分别致函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和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向两校推荐南开大学毕业生、刚刚获得瑞士日内瓦大学博士的韩博仁到彼处工作。
图14 张伯苓推荐函底稿（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84年8月，青岛市委、市政府为了加速培养各种建设和管理人才，促进该市经济繁荣，进一步搞好对外开放，申请在当时青岛职业大学的基础上，重建青岛大学，邀请南开大学等4所高校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依托学校。藉此，南开大学与山东教育再续前缘。
教育部很快批准了该校的建设申请，并于当年12月行文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明确由两校对青岛大学“在校系干部及教学骨干配备、师资培训、教学科研工作规划以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进行重点支援，“青岛大学的校系领导和管理教学骨干要以从两校抽调为主”，“各系科急需的教学骨干，也请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根据青岛大学的要求，采取应急措施，早日确定”。
早在接到教育部文件之前的11月5日，南开大学就拟定了《支援青岛大学中层干部人员名单》，包括图书馆、外事处、研究生院、出版社等管理部门和中文、历史、外文、经济各系主任人选，拟由南开大学一批著名学者刘泽华、郝世峰、谷书堂等兼任青岛大学的相应职务。
此外，应青岛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南开和天津大学两校的十几位领导、专家、教授由两校的党委书记带队赴青岛，就青岛大学关于办学的指导思想、学校的规模和专业设置、领导体制、办学方式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商谈，确定了“校长由两校选派一位有名望、有学术成就的的学者担任。副校长由两校选派二、三位有办学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年富力强的干部担任”。由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高分子学科学术带头人何炳林教授担任新成立的青岛大学首任校长，南开大学化学系陈洪彬教授任副校长。在校、地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青岛大学于1985年秋季即开始招生，开启了其新的时代征程。
图15 青岛市委、市政府邀请陈洪彬担任青岛大学副校长电报（南开大学馆藏档案）
截至2024年底，经过近40年的发展，青岛大学已成为拥有三个校区、28个学院及青岛医学院、专任教师2600余人，全日制在校生41000余人，2个全国重点学科和众多山东省一流学科、重点学科的高水平大学（信息源于青岛大学官网）。
时光荏苒，未来可期。追溯历史，南开与山东渊源深厚，情谊绵长；立足当前，新一代南开人正在牢记殷殷嘱托，坚持守正创新，勇担时代使命，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南开力量。我们期盼更多山东学子来到南开，秉公尽能，共谱爱国报国时代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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