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 金
著名文化学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先生近年来将语言学研究与天津城市文化研究相结合，在天津方言研究、天津地名研究方面用力甚勤而著述颇丰。如今，谭先生更以年届八旬而笔耕不辍，将其在天津方言与地名研究方面术业专攻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文化随笔——近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谭先生新著《天津话里话天津》，便是这样一部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的文化随笔作品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谭汝为教授与来新夏、刘叔新、马庆株、石锋、施向东、张铁荣等多位南开教授有颇深的学术交往，这种同行或相近领域之间几十年的“切磋琢磨”，不知不觉之中对治学理路产生了影响。这一点，从《天津话里话天津》或可管窥一斑。因此，笔者愿意与南开的读者分享他的这部新著。
“采铜于山”而“考镜源流”
明末学者顾炎武曾认为，治学立说不应走“捷径”取别人的二手资料和观点，应该建立于可靠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犹如铸钱，不应以旧钱废铜充铸，而应当“采铜于山”。而来新夏先生也曾强调“考镜源流”对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性。《天津话里话天津》虽为笔调轻松的随笔集，然而却彰显了谭汝为教授“采铜于山”的治学精神。他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搜集、挖掘、整理一手资料，结合语言学学理，为天津方言、地名作了“考镜源流”的分析。
关于天津方言的随笔。《天津话与皖北的关联》《方言词语折射城市文化》《天津方言与外来文化》《天津方言与戏曲》《天津方言俗谚多》等文，体现了谭汝为教授对天津方言的源流作具体而微的细致考察。比如：他亲自赴安徽固镇、宿州、蒙城等地开展天津方言寻根溯源调查，通过采样录音分析、语音甄别归类、词汇汇总对比等，结合明代永乐年间“天津三卫”戍卒及家属数万人进驻天津的史料记载，考证天津话的“基础方言”之来源；他结合日常生活之语境和相声等曲艺之台词，分析比较天津方言词汇“膀大力”与其英文来源boundary之词义，并置于近代天津租界和码头的社会文化背景考察其源流，推断“膀大力”属于租界文化与码头文化的“混血儿”，在语言学上属于“流俗词源”；他考察大量的天津俗谚、歇后语、民间笑话乃至戏曲、曲艺等的唱词台词，从语言修辞学角度提出其顶针修辞、合辙押韵、简洁明快等形式美，认为这是天津方言口语韵律生动的重要根源。而《天津方言语音修辞》等文，从语音、词汇、修辞语用等方面，对天津方言进行归纳、专题辨析，总结了天津方言的学理特点及其文化意义。
关于天津地名的随笔。《天津得名的由来》《先有“沽”后有“卫”》等文显示了多重考据之功夫：通过《天津卫城修造记》等多种志书考索天津地名之直接来源；通过《楚辞》等的记载而上溯，探讨“天津”一词之文化渊源；通过明清笔记、诗文杂咏、书画款识等文史资料归纳天津地名之流变；通过综述升华彭雪开、吴裕成等学者新近学术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天津地名的语言特点》《天津地名店铺俗语》《大小相对的区片地名》《天津的“洼”》等文，都是在大量田野调查基础上鉴别、整理、归类，结合不同时期的天津地图等一手资料总结出天津地名的语言应用之规律。再如《“港”与“湾”》实地考察地名中之“港”在口语中的不同读音，代表了不同的地貌特点；《谈谈赵各庄的“各”》从音韵学角度提出天津地名中“各”实乃“家”古音（gā）之演变，《天津话特殊读音》也从音韵学角度考证了地名“阁”读gǎo实乃中古音入声读法（kak）在北方方言中演变的结果。许多天津日常口头语，虽为大众耳熟能详，然而能作出深入的类别分析，进而分辨其字音之源流、作出规律总结，则颇为不易——这既需要扎实的音韵学功底，又需要敏锐的学术“嗅觉”，谭汝为教授的工作真可谓“看似平常最奇崛”。
以朴实生动之笔调，玩索“津味”之意趣
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曾将城市的文化分为三个层面：表层文化（可视的城市形态，包括建筑）、中层文化（特有的习俗、艺术、方言）、深层文化（地域集体性格）。通过朴实生动之笔调，阐述天津方言、地名文化特色，由此揭示天津民俗与文化性格特质，正是《天津话里话天津》的学术旨趣之所在。
揭示天津市民能说会侃、幽默开朗之性情。《天津方言俏皮话》谈及天津方言中有许多人民群众口头创作的歇后语（俗称“俏皮话”），使语言叙述因比喻而变得生动形象，又富于诙谐色彩；《天津话里俗谚多》通过“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等押韵而朗朗上口的俗谚来举例，体现了天津人注重饮食、乐观爽朗的性格；《天津话谐音词语》则揭示了天津人善用谐音手法创造新词而富于幽默之意味。
揭示天津民俗文化质朴尚简之性格。谭汝为教授在《天津话高频词：嘛》《天津话“吃字儿”》《天津话单音节词儿还真多》《天津人的“半截子话”》等多篇随笔中，谈到了天津方言所体现的天津人之此种性格。如天津方言高频词“嘛”多数情况下是“什么”的简化，“别介”“派所”“豆脑儿”等“吃字儿”现象体现了“尚简”的性格；天津小贩叫卖吆喝的“糖罐儿”（柿子）不仅“简洁”，而且“夸张兼比喻，颇有修辞含量”；诸如“堆儿”（糖葫芦）“浆子”（豆浆）“餜子”（油条）等单音节词，体现了“唯求简洁、干脆利索”的特点；而“半截子话”，如“拿你的”“用你的”，则是质朴尚简之中的豪爽大方。
揭示了天津方言与曲艺、戏曲、年画等文化艺术和民俗活动形式相互影响的文化互动。天津是海内驰名的戏曲、曲艺之乡，天津市民观众、票友以懂戏之内行眼光与海纳百川之胸怀气度在梨园界享有盛誉。天津方言中“有戏”“没戏”等俗语及“唱戏的腿抽筋——下不来台”等俏皮话均富有戏曲意味；而相声、快板、时调等曲艺形式，更是因为孕育于天津方言而体现出明快幽默、粗犷爽朗的艺术特点，同时也对天津人幽默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催化作用（《天津方言与戏曲》《天津方言戏曲俏皮话》）。此外，天津方言喜用谐音祈福求吉，这也成为杨柳青年画创作构思和表现技法上的突出特点（《天津方言语音修辞》）；谐音求吉还体现在饮食文化方面，如“上马饺子下马面”体现了天津人“长接短送”的待客之道（《天津方言与厨艺食俗》）。
揭示了中西合璧、开放包容的文化姿态。天津作为移民城市，多元文化为方言、地名风格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赋予城市文化开放包容的胸襟。如天津老城区的地名古朴俚俗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租界地名的新颖多样则体现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天津地名的历史演进》）。再如与妈祖信仰有关的诸多天津方言词汇，体现了海洋文化与津沽民俗的和谐交融（《天津方言与妈祖文化》）。
行文旁征博引而诙谐生动，是该书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仅从《天津方言“嘎嘣脆”》《这些天津话，说的都是嘛》《天津方言字尾，哏儿》《震了·盖了·没治了》《“从头到脚”的天津话》《青翠盎然的津沽老地名》等文章标题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书中对各种历代志书史料、诗词歌赋、戏曲曲艺信手拈来，展现了谭汝为教授博闻强记的学术功底。而行文句式之灵活、用词之贴切、比拟之生动，与谭汝为教授文学、修辞学的造诣当是密不可分的。如《天津话叠音词语》一文开篇写道：“旧时天津街面，两人相遇，甲称乙为‘某爷’或‘某几爷’，乙则连答一串儿‘爷爷爷’，以表示不敢当之意。津门旧诗‘更见街前逢故友，爷声未了各分途’，就是对这种礼节的生动写照。”文章先勾勒出旧时天津故友相见的礼节，又引用旧时诗句以渲染画面，逸笔草草而栩栩如生。下文接着由此联想开来，写到天津方言中之叠音词语。这样一来，语言学的严肃学术话题，因了谭汝为教授深厚的学养和生动的笔调而变得引人入胜，令读者跟随着谭汝为教授轻松诙谐的文化“闲谈”，一同玩索“津味”民俗文化之意趣。
学术交谊彰显“知中国，服务中国”情怀
谭汝为教授与多位南开学人有着多年的深厚交谊。
在《天津话里话天津》自序中谭汝为教授写道：“以李世瑜、来新夏等为代表的天津老一辈学者，在反哺社会为乡梓文化作奉献的历程中，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群众，成为学术文化接地气的典范，也为学界后人树立了榜样。阅读他们撰写的学术小品千字文，妙在平易通达，从简适俗；精于缩龙于寸，尺水兴波；旨在让普通读者读得懂，喜欢看，有收获，能共鸣；难得的是豪婉兼擅，龙虫并雕——笔者取法乎上，私淑瓣香，心向往之也。”来新夏先生素有“纵横三学”（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之誉，晚年更以随笔作品名世，以文史交融而实现学术人生之“变法”。而谭汝为教授学术研究沉潜于汉语修辞语用学、汉语词汇学、诗词美学等之外，近年来转向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发表了大量深入浅出的学术随笔，以此回报社会、惠及普罗大众——其近年来的治学之“变法”颇有来新夏先生研究理路的“影响因子”。
谭汝为教授曾兼任天津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与多位南开教授（大多曾兼任天津市语言学会会长或副会长）有着很深的学术交往与合作，可谓“同舟共济”“同气相求”。谭汝为教授的汉语诗学理论和词汇语义研究，深受曾任天津市语言学会会长的南开教授刘叔新先生的影响，两人在研究方法上都注重语言学与文学的“沟通”，在这方面，谭汝为教授始终尊刘叔新先生为恩师。而刘叔新先生也对谭汝为教授的学术造诣评价颇高，他曾对谭汝为教授《诗歌修辞句法与鉴赏》修辞格研究部分评论道：“汝为兄本擅长于汉语修辞学研究，且谙晓诗词……修辞编确实丰富多彩、见解精到，而且表述流畅、运笔自如，最能体现作者的功力和所长。”在方言研究方面，谭汝为教授与南开大学教授马庆株、曾晓渝等一同作为“天津方言寻根调查组”专家成员，多次到安徽蚌埠、固镇、宿州、蒙城、凤阳等地开展田野调查。在多年合作之下，终于在天津方言研究方面取得丰厚的成果，《天津话里话天津》的部分篇章就是这些成果的体现。谭汝为教授与施向东教授之间交往长达三十多年，两人在学术切磋之外，还时常有诗词唱和。而石锋教授则曾经撰文《学术打假建奇功》（载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微信公众号），对谭汝为教授的人格精神及其为天津市语言学会所作贡献给予中肯的评价。此外，张铁荣教授在《绝知此事要躬行》（载于《博览群书》杂志）一文中也对谭汝为教授的汉语修辞学及其为人表示赞扬……
可以说，《天津话里话天津》的学术积淀过程，体现了谭先生对天津和南开前辈学人治学精神的传承发扬，也体现了南开学术文化与天津城市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而这种交流与互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开大学“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传统在当下的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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