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周婴戈
南开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七七级和七八级同学们出版了《青春回响》一书，该书有许多很珍贵的照片，是一大特点。其中，有中文系七七级同学2010年举办大型“谢师宴”的合影照。照片中，有从边疆赶回南开园参加谢师宴的内蒙古同学姜革锋，也有合影之后便“远行而去”的老师郝世锋，两“锋”一张照片里相逢，凸显了这张合影照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
“谢师宴”的合影照，老师们都安排站在前两排是必然的。我细细观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给我们讲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老师们，回忆起他们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言传身教，一种甜蜜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辨认出四十年以前的老师，是要调动强大记忆的，认出在南开园里赫赫有名的从中青年到九旬晚年都翩翩君子形貌不变的宁宗一先生是容易的，去辨认有些老师就不得不“上下而求索”了。
甲辰龙年春节，我把观赏这张合影照作为节日活动，由于节日的欢愉，我目光也从照片上的前两行向后几排移动，看看那些当年风华正茂的同学们。蓦然，我在照片最后一排最靠右边两位男人的脸上停留了，其中一位男人的脸很熟悉又很让我不敢识别，他不是同学而很像我熟悉的一位老师。照片是印刷在书册中的，合影照的人数多达四五十人，这张我不敢识别的面容真让我诧异了，他怎么站在这里？
我找来放大镜去看，一定要看清楚这究竟是谁。他穿着褐色格纹衬衣，头发黑白相间，目光与两侧的同学一样正视前方。透过放大镜看清楚了，他是教我们“当代文学史”课的张学正老师，就是他！张老师当年在讲台上讲授当代文学《红日》的朝阳形象也透过放大镜一步步走来。
说来也巧，2024年元旦左右，我去拜访九旬多的宁宗一先生，在宁宅堆满书的斗室里，遇到了张老师。那次见面我知道张老师出生在1936年，2024年他也是88岁耄耋老人了。张老师来看望九十多岁的宁先生，在“谢师宴”合影时居然站在最后一排的学生们中间，这两件事叠加起来可看出张老师对人的谦恭和做人的低调。对此我是有亲历的。
家父周艾文是天津百花出版社小说编辑。1956年，作家孙犁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铁木传”投给百花社，家父作为责任编辑，建议孙犁先生将书名改为《铁木前传》。家父是受了鲁迅为阿Q做传时，写到“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的启发，为铁匠、木匠做传，也应该有个“传”的名目，加个“前”字为好；作家孙犁欣然接受，书名定为《铁木前传》出版。这件出版史上的轶事是百花出版社孙犁家乡的编辑李克明老先生撰文披露出来的。
1987年家父病重，孙犁先生为感谢编辑的一字之情，去杭州看望了家父并赠送了自己书法作品作为留念和勉励。新世纪里，我拿着孙犁这字幅想请教孙犁研究家们，最方便找的就是张老师。在电话里，张老师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说：“天津社科院的刘宗武是研究孙犁的权威人士，对孙犁的书法很熟悉，我带你去见刘宗武先生吧，在社科院不远的‘电大’门口碰面。”而张老师对自己研究孙犁的成果只字不提，可见张老师做人的低调。那日天气很冷，张老师骑着自行车没戴帽子提前到了约定地点等我，我老远看到给我讲过课的大学老师站在冷风里等我，自己眼眶酸酸的。
被冷风包围的张老师的模样，也勾起了张老师在讲台上讲“当代文学”课被热情包围的情景。当代文学发生的事离我们师生都很近，如《新儿女英雄传》作者的女儿就是我同班同学，就坐在教室里听课。这当代文学让我们触手可得又耳熟能详，张老师不得不拿出大量时间去备课、去海量地阅读资料。讲当代文学就好似讲 “左邻右舍”的事情，既吸引学生们，又容易被学生们挑出瑕疵，张老师的“台下十年功”是付出怎样的辛苦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当代文学史本身就跌宕起伏，在文学之中夹杂着许多政治风波。1950年，大城市的生活在人们眼前展开，人们面临着新的路径和新的思想，作家的眼睛就是时代的放大镜。作家萧也牧的短篇《我们夫妇之间》问世了，新生活带来的新认识和新矛盾首先在“夫妇之间”展开。张老师准确定义，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这小说有黎明第一缕霞光的红晕，这诗一样的课堂讲授给我印象很深。张老师又讲道：《我们夫妇之间》短期内受到许多报刊的好评，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带有“繁花”味道的作品却受到批判。张老师在讲课中，既讲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作品，也讲刚刚发表和出版的文坛新作。有些作品引起争议或受到批评，然而张老师仍然及时地介绍给学生们，并大胆亮明自己的观点，爱憎分明，无所畏惧。
讲中国古代文学好似讲“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心是清净的。中国古代文学逶迤纵横、灿烂辉煌，与目前的生活也很遥远，杂质的东西可以在讲台上剔除，你只要讲好“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就可以了。讲当代文学，则好像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当代文学的风向东摇西摆，风吹雨打，红不肥绿也瘦，确实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又时常是马蹄淹没浅草中。在宁宗一先生家里遇到张老师，回忆他开设当代文学课时，张老师透露了许多当年的 “内幕”。张老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南开园和很多高校都没有当代文学课，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掺杂了太多的政治风波，当代文学史没法讲。要讲当代文学无疑是在荒野开垦新的田园。”
歌词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个圈也可叫“开拓奋进”。1979年也是春天，南开园写作教研室的张老师到东北参加学术会，与会大学老师们都热议眼前接踵而出的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这样朦胧诗派的作品，与会者都觉春风拂面，可谁都没有去播种的想法，因为那时的中国高校里没有 “当代文学”的园地。没有园地就没有耕耘，热议都停留在嘴上。张老师却在春天里，涌起了开拓奋进的勇气，他要有所行动，要去做一个拓荒者。
回到南开园，张老师主动向组织上讲明：“1978年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确立后，大量新作品、新作家风起云涌，读者众多，丰厚的现实是新学科创立的基础，基础广泛、新楼可建了，我愿意当一个施工者和开拓者。在南开开辟‘当代文学’课。”南开大学和中文系两层组织都积极支持了张老师的想法，“当代文学”教研室破天荒在南开园里创立了，南开大学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一历史事实应该被记取，这是南开的骄傲。
张老师领衔从荒野要开垦出新园地，教“写作”的蔺老师、田老师等多位志同道合者都参加到这垦荒队中。1979年暑假的炎热里，张老师把中文系资料室完整的《文艺报》借出来，在主楼一层东侧大阶梯教室里，把《文艺报》摊开来通读。酷热里没有师生走动，高高的阶梯教室连电扇都没有，张老师带了毛巾，完全是一开荒者，用毛巾擦汗水，把《文艺报》所载1949年以后的主要文学现象、主要文学作品的评价都摘录下来。汗水淫了稿纸，跌宕起伏的当代文学主脉在张老师和同事们脑海里逐渐清晰了。高校为什么没有“当代文学”课，是因为当代文学中掺杂的政治因素太多了，在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要讲清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脉络，要有热情、有勇气，还要有智慧。
1979年下学期，张老师如期在主楼一层东侧大阶梯教室里给七七级、七八级合班首开了当代文学史课，大阶梯教室里容纳了近150名学生，张老师只有提高了最大的嗓音，左介绍右叙述，兢兢业业才把当代文学课讲好。张老师普通话说得好，讲课字正腔圆，讲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犹如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放木排，穿激流过险滩，放木排的老大赤身露体，日头晒风雨淋，就是一个弄潮儿。回想当年，张老师在讲台上也不自觉地成了一个弄潮儿，张老师讲课的昂扬之态久久留在历史的时空隧道里。张老师在走廊里碰到我，聊聊讲课的情况时就说：“嗨，每一次讲那课程，我后背的汗水都把衣衫浸透，因为紧张也因为兴奋。”我体会那就是披荆斩棘的辛苦与快乐的并存，正面看张老师在昂扬讲课，实际上汗水湿透衣衫。
1980年1月，天津市推出了《小说月报》杂志，把繁花似锦的当代文学小说作品集锦式地递给全国读者。优秀的小说，如天津出版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还有《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牧马人》等都搬上了电影银幕，当代文学一时火爆。中文系的同学选择“文学创作”选修课的人特别多，各班级都有自己的文学社团，学生们摩拳擦掌都想在当代文学创作的舞台上一试拳脚。作为讲当代文学课的老师压力陡增，张老师正身在其中。
那时候中文系师生学习的领地基本是主楼东侧一、二层楼的房间。主楼晚自习结束铃声响过，我多次在二层楼道里看到张老师从小小的教研室里走出来。家父是开创《小说月报》的主编，我与张老师有许多当代文学上的话题可说，我们师生俩常常是一路谈着当代文学一起走出主楼。不用问就知道，张老师家的房子挤，他每晚都是跑到教研室里来读书学习的，目的就是把当代文学课讲好。
当代文学课不好讲，因为当代文学是摸着时代的脉搏在跳动，一阵风一阵风都会波及当代文学的研究、教学和评论上。老作家白桦辛苦写出了《苦恋》，过后遭了“清污”。讲授当代文学课就要求有很深的文艺理论的修养和洞察现实社会的眼光，这样才能把当代文学课讲得生动、丰满。张老师讲当代文学给我启发最大的是不能停留在作家去创作、塑造了文学形象和小说人物这一层面上，而是文学形象和小说人物内在的性格逻辑发展与思想观念在推动作家的写作。天津作家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以京剧《铡美案》的唱词结束小说，就很符合文学形象的内在性格。张老师的文艺理论观点与宁宗一先生的古典小说戏曲的美学思想近同；宁先生在他的《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一文中写道：“墨写的审美化心灵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都更加永久而辉煌。”这一精准美妙的判词，使我们很多人在中国明代小说华丽的殿堂前都热血沸腾。张老师与宁宗一先生走得近，是他们都深爱这片土地和熟悉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在中国文学史的不同时段上共同谱写着这个民族审美化的心灵史。
南开园正有着这样一批老师，使南开园的荷花永远散发着清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