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运峰
最近整理杂物，发现了杨敬年先生给我的三封信，这三封信，都写于2005年1月，那一年，杨先生97岁。
一
运峰同志：
收到大作两篇，写得意味深长，非常好！
《鲁迅研究月刊》看过了，往事似乎隔世，谢谢！
令尊令堂大人来津居住，颐养天年，祝万福金安！
匆祝
近好
杨敬年
2005.1.8
这封信源于我给杨先生寄的两篇小文和一本《鲁迅研究月刊》。杨先生并不研究鲁迅，为什么要给他寄《鲁迅研究月刊》呢？那是在2004年12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上，我针对正在修订中的《鲁迅全集》发表了一篇小文章。在同一期，还有朱正先生的一篇《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我很喜欢朱正先生的文风，因此，凡是他的文章，我都会仔细读上一遍。没有想到，在朱先生的长文中，竟出现了杨先生的名字。朱先生在文章提到了：1924年12月14日，曾跟同学梁绳袆一道拜访鲁迅的傅筑夫。文章是这样写的：“1957年他（傅筑夫）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时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8月6日《人民日报》以《天津扩大反右派的战线，若干教授的反面面貌被揭露》为题，刊出了新华社天津4日电，说：‘南开大学共开辟了五个反右派斗争的战场。右派分子、经济学教授李宝震利用南开大学民盟支部副主委的职务，在教师中进行了一系列恶意挑拨和煽动……在这个小集团中有副教授任振威，教授杨敬年、傅筑夫等人。’”“8月8日《天津日报》更以《攻破傅筑夫杨敬年等右派集团》的大字标题，作了突出报道。这篇报道中说：‘据初步揭发的材料，杨敬年和刘君煌并且拟定了一个名单，准备篡夺目前的领导，这个名单是：经济研究所所长傅筑夫、经济系主任鲍觉民、经济研究所秘书长任振威……傅筑夫等还曾商定，如果这次的阴谋不能实现，他们就裹挟在他们影响下的老教师全部离开南开大学，把南大经济系搞垮。’”
朱先生引述的这些话，现在看起来都是无稽之谈，事实也证明都是子虚乌有的不实之词，而且，文中提到的李宝震、傅筑夫、杨敬年等教授均在1979年得到平反，李宝震教授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傅筑夫教授完成了多卷本著作《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杨敬年先生在年近八旬之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这一期的《鲁迅研究月刊》有我的稿子，编辑部给我寄来了两本样刊，我便寄给了杨先生一本，信中特意提到了朱先生的这一篇。杨先生看了，一定引起了对不堪回首的往事的记忆，因此在信中才会有“往事似乎隔世”之感。
二
运峰同志：
昨函谅达。
我已从《今晚百事通》上找到天津九所重要高校的名称和地址。
请你不必费事了。
打扰了。谢谢！
此祝
日绥
杨敬年
2005.1.22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在此信之前还应该有一封杨先生的信，也许寄丢或是让我放到别的地方了。这是杨先生委托我查找天津高校名称和地址的事，信发出后杨先生从一本今晚报赠送的《今晚百事通》上找到了相关内容，于是赶紧写信让我停下来。尽管杨先生那时已接近百岁，但依然不愿意麻烦人，不愿意耽误别人的时间，而且与人交往时总是那样平易和周到，令人钦佩和感动。
三
运峰同志：
上次写信，是因一位湖南亲戚寄来数十本他自著的按摩疗法，请我分赠天津各高校图书馆，我想请你开个名单，后来在《今晚报》的百事通中找到了。
我在英国留学时没有太多活动，正如我赠你的光盘中提到的，只在1945-1946年担任牛津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1946-1947年担任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主席，并于1946年率领中国学生代表团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
我的电话是23501716。
春节快乐
杨敬年
2005.1.28
2002年，我还在财税部门编《天津财税》，在杂志改版时，我提议设立了一个“学者访谈”的栏目，大家很赞同，于是我便采访了杨敬年先生。那一年，杨先生已经94岁了，刚刚完成《国富论》的翻译。他告诉我，这部亚当·斯密的巨著共74万字，他每天雷打不动地在凌晨三点起床，整理洗漱后便开始工作，每天翻译3000字，上午十点开始休息，下午继续校对、润色译文。按照出版社的约稿合同，杨先生在一年之内完成了整部书的翻译，创造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在困境中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人生态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很快写出了《大师之路——记杨敬年教授》一文。文章在2003年第1期发表后，反响很好，杨先生也很满意。有一次去拜访杨先生，先生送给我一张光盘，内容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杨先生的生活道路和学术成就。杨先生还在我带去的《国富论》扉页上题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易经》中的话，是杨先生人格风范的写照，也是先生对年轻人的激励和勖勉。
写完《大师之路》之后，我仍觉得意犹未尽，还想再写得更详细一些，先生便在信中补充了他在牛津大学时的一些经历。
杨先生是在1945年考取庚子赔款第八届留英公费生，赴英国牛津大学的。在校期间，杨先生克服了很多困难，于1948年顺利获得政治学-哲学-经济学（PPE）博士学位。他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时的老师何廉教授本想安排他去美国工作，但杨先生谢绝了，依然回到南开大学，并迎来了天津解放。尽管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饱受折磨，但他依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说：“我觉得还是回国好，在国内同样可以把事情做好。”
2006年5月，我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2007年，我搬到了南开大学北村，和杨先生相距一百多米，见面的机会自然多了起来。2007年，杨先生的回忆录《期颐述怀》出版，先生特意赠我一册并题字留念。
2016年9月4日，杨敬年先生在天津去世，享年108岁。他是南开大学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教授，也是我所接触过的年纪最大的长者。同时，也是最令我尊重的学者和前辈。杨先生身上，虽然没有什么头衔和光环，但他的人生已经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令人钦敬，令人感佩。
杨先生的《期颐述怀》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每当看到这本书，就仿佛见到了可亲、可敬的杨先生。
202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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