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子驹
我时常惮于以“戏曲”二字指称我所深爱的这门舞台表演艺术，而更愿使用洛地先生的“中国民族戏剧”概念，但为便于行文，此处也就姑且从俗。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考》以降，“戏曲”二字一直作为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专有名词用以表述各类中国“传统”戏剧，而这一命名将中国“传统”戏剧与戏剧判然二分，在概念和实践的两个层面都对中国“传统”戏剧形成了“遮蔽”。这些“遮蔽”及其影响，在其后百余年间普遍且广泛地发生着——当然也发生在我的母校南开大学中。而与这种“遮蔽”形成相反作用力的，乃是一股绵延在师生之间生生不息、潜滋暗长的“守望”的力量。正是这组“遮蔽”与“守望”之力的相持和对抗，构建起我与南开大学四年的戏曲情缘。
“南开大学有着悠久的戏剧传统。”在这句话的表达语境之下，校史钩沉的是以张伯苓、张彭春、曹禺和南开新剧团为主线的话剧传统之脉络。而以张彭春、王玉章、华粹深、许政扬、丛鸿奎、甲子曲社等为代表的南开戏曲传统之脉络则可以说是被 “遮蔽”了。及至中文系的专业必修课“现代中国文学”及其配套教材，在涉及20世纪中国戏剧的时候，也是只讲话剧，而忽略了戏曲。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我求学于南开中文系的四年间，除了在“古代文学史2-2”的课程上，听到了有关杂剧、传奇的寥寥数语外，中文系再无一门课程涉及中国戏曲。一叶知秋，我想中国戏曲传统被“遮蔽”的社会现状是应该被反思的。
当前，南开校园中与戏剧有关的学生社团有两个，分别是京剧团和翔宇剧社。翔宇剧社乘着新世纪的东风，如日中天；而京剧团则一直是艰难经营，甚至在2014年前后几遭夭折（后来，由几位2016级同学重建起的京剧团不得不栖身于国乐相声协会的“遮蔽”之下）——两社团之境遇可谓云泥之别。
因我自幼成长在老城厢，对于南开大学自然怀有独特的感情。又以我自幼酷嗜京昆，经年浸淫其中，故而对南开京剧团早已关注。入学后，我忝任京剧团团长，随即试图通过扩展社团活动内容的方式，使社团在自身建制和人员方面逐渐恢复独立，举办了如“京剧名家进校园”“京剧美学沉浸式体验”“京昆戏曲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然而总体不佳的上座率却又明白地告诉我，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中，戏曲就是小众艺术。不论如今戏曲剧场中的青年人占比相较十年前有多么大的提升，这部分增长数值分散到各个单位后，仍只是一笔很小的数目。或许当观念上的“遮蔽”尚未在整体上发生扭转时，一些局部“祛蔽”的努力不过是螳臂当车。
难以“祛蔽”，那就只得守望。所幸者，在南开园遇到了许多同在守望的良师和益友，四年来与他们的交往是我如今最宝贵的回忆。容择其要，志之如下。
至为有幸的，乃是在大一学年末结识陶慕宁教授。记得幼年学戏时，曾为增识掌故而捧读《京剧剧目初探》，而陶师的父亲正是《初探》的作者——大名鼎鼎的陶君起先生，家藏那本《初探》的跋语也正是出自陶师之手。一时间，幼年记忆与目下现实豁然重叠。三年来，陶师耳提面命，屡屡授我以读书、作文、治学之法，更常常赐宴，在佳肴杜康间畅谈学林及艺界掌故，每令我于大饱口福之余，增进学殖与腹笥。回忆陶师的诸多教诲，有三项印象极为深刻。其一，陶师谈论文作法曰：“我推崇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现在的论文大多可读性不足。”其二，一日陶师问：“二十四史你读过多少？”我唯唯答：“只前四史中的篇目读得多些。”陶师沉吟半晌：“史书还是要读的，不能落下。”其三，陶师嘱：“不能只做戏曲，以后可以拓展拓展。”我本科写作的三篇以戏曲为题旨的论文，都曾在完稿后呈交给陶师审阅。而陶师每读后，皆予我以褒扬和鼓励，这让我屡屡感到激动和惭愧。实际上，陶师对于戏曲学界乃至当前戏曲行业的动态十分关注，即便在其自谓“研究转向”之后。有陶师在，南开的戏曲研究似也就难称没落。也正是在陶师的扶掖下，我逐渐走上了戏曲研究之路。因陶师业已荣休，不再指导研究生，我无缘拜入门下，亦将引为一大憾事。
林晨老师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与林晨师相识是在“现代中国文学2-1”的课堂上，是时，我正在筹备申请一个以访谈天津京剧老艺术家为题的大创项目，便冒昧请求老师来做指导教师。林晨师素来很少指导本科生的大创项目，但这一次对我们的项目可谓异常慷慨、破例俯允，云：“我是戏迷嘛！”结项后，林晨师特意找到我，问我是否有意做戏改相关题目的毕业论文，我则大喜过望，立时拜谢。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我收集论文基础文献的过程中，林晨师竟赐金两千，助我购下三十余册史料。在我屡次向林晨师表达由衷的谢意时，老师却说：“老师资助青年学生本是传统，不必挂心。”月前，我策划举办了史依弘女士在南开的艺术讲座，并邀请林晨师作为对谈嘉宾出席。在对谈开始时，林晨师劈头一问：“您认为在您这一代演员之后，京剧还会有出色的大青衣吗？”这种冷峻而犀利的洞察和提问使我醍醐灌顶，让我看到了一位象牙塔中的学者关切并介入当代戏剧史的姿态与方式，令我心向往之。
在南开的讲台上，颇有一些老师正以设帐授课的方式守望着戏曲的未来。最难以忘记的，当是开设“昆曲赏析与清唱”的韦承金老师。自2020年春季首次开课以来，这门课程已在四年间吸引了大量的南开学子，甚至还有许多“回头客”。当然，南开学生京剧团的好些成员都是“回头客”，我也是其中之一。每学期的选课季，我们都能够在 “南开校园集市”上看到多条咨询“昆曲课程”的帖子，而答案大多是：“好课”“好老师”“老师吹的笛子很好听”“昆曲很美”……事实上，韦老师并非专职从事昆曲研究和教学的教师，更不是以此谋生的昆曲从业者。我想，韦老师甘当“义工”将这门课程坚持讲下去的动力，源自一颗对昆曲的赤诚之心。擫笛授曲，全系“为爱发电”。当昆腔在南开园的教学楼中响彻时，我们可以有底气地说：中国戏曲断然不绝矣。此外，还有汉语言文化学院的田桂民教授开设了通识选修课“中国古代戏曲名著鉴赏”，文学院鲍震培教授开设了专业选修课 “说唱文学研究与创作”，与韦老师的昆曲课一样，共同培育着中国戏曲乃至曲艺的明天。
南开园中，守望中国戏曲的最坚实的学生社团阵地，恐怕还是京剧团了。关于我接任团长后所做的一系列革新措施，前文已有叙述，所未及者是我曾多次在社团活动中和同学们分享一个观点：高校戏曲社团的责任，首先应该是为戏曲行业培养高水平的观众和批评家。这当然是我的谬见，但我的确认为，登台票戏、体验身段可以是戏曲社团活动的手段，但不可以成为目的。虽然在校内，我们社团自己举办的活动上座率不如时下的一些流行音乐演唱会，但是我却欣喜地看到，买票进剧场看戏已经成为社团内大部分同学的主要娱乐方式。几天前，由我操持的南开京剧团2024届毕业戏《玉堂春》演出结束时，我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当我每次走进京剧或者昆曲剧场，看到，哇！这么多年轻人的时候……真的会狂喜。因为我六七岁第一次走进中国大戏院的剧场时，真的清一色的灰白发。所以，可能这个行业自身已经在慢慢恢复生机了，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只管自己买票看戏了。”
毕业季，已经写下了太多与戏曲有关的文字，包括我的毕业论文在内。而这篇文字于我而言，可谓毕业论文致谢意犹未尽的加长版。那么南开，究竟在我与戏曲之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简言之：她向我揭示了当代戏曲发展面临的困局，为我指明了一条成为研究者和思考者的路径，同时又使我百倍增添了对戏曲行业前景的信心与希望。在此，希望南开大学的戏曲文化氛围越来越好，祝愿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越来越好。
（作者系南开大学2024届中文系本科毕业生，毕业后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攻读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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