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飞
一
祖父留下一套线装本《红楼梦》，我从小就读这套书。最初吸引我的是那些起伏跌宕的故事。到了初中，书里许多凄美的诗句深深打动了我。当时立志上大学一定要读中文系。然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苏联小说、电影、歌曲如潮水一般涌入我国，这些作品令我如醉如痴。因此1955年考大学选择了俄语专业。南开大学外文系那年没有招生，我被北京俄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报到地址：北京西城区鲍家街21号北京俄语学院。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迎新校车把我们送到的并不是鲍家街，而是石驸马大街宿舍。一位高年级男生帮我把行李扛进房间。
这里并非我想象的高楼大厦，而是一座经过改建的四合院，灰砖红栏，古色古香，别有一番风味。鲍家街21号也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宅院，迎着校门是几座黄琉璃瓦顶的古老房屋，还有个小池塘。教学楼、行政楼、图书馆都在一座三层洋楼内。
新生全都到齐了，但不能按时开学。因为毕业班的“肃反运动”尚未结束，腾不出教室，得往后推迟十天。我很高兴，跑到图书馆借了本厚厚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中译本。看着长长的书名和从未见过的“诗体小说”，我担心读不下来，借这本书的唯一理由就因为作者是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
翻开书一页页读下去，我被深深吸引。原来它并不玄奥，书名是主人公的名字，用诗的语言讲述一个故事。我很喜欢书中女主人公达吉亚娜，尤其爱读她给奥涅金写信的那些篇章。这十天我过得很充实，也很快乐。
开学了，我和同学们每天成群结队到鲍家街上课。从石驸马大街到鲍家街也就几十米，十分钟之内就能走到。有时上午前两节有课，上完课，我们就在池塘周围玩一会儿，看看里面的小金鱼。
开学没几天就迎来了国庆节，由一年级学生参加游行，大家都很兴奋。鲍家街离西长安街很近，我们的游行队伍没走多久就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门。晚上举行烟火晚会，各个大学的学生们在一起唱歌、跳舞。我忽然碰到一个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我非常喜欢北京，这里充满浓郁的文化氛围，连街上居民说的“京腔”都觉得特别好听。
我们在鲍家街上课不足半年（中间有一个月寒假）。1956年春天，全校迁到了西郊魏公村新校舍。
二
前不久，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文章，文中写道：“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从天津大王庄迁到北京现址鲍家街43号前清醇王府。”看到“鲍家街”三个字怎么这样耳熟？哦，这不是我们当年上课的地方吗，没想到它竟然是清朝的一个王府。
我立即上网搜索，用的关键词是“鲍家街43号”，结果出来的都是汪峰那个名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内容。我在关键词后面再加上“中央音乐学院”，就查出来了。但查出后许多东西读不懂，又反复查、逐个查。因为我缺乏历史知识，古文基础又不好。所以耗费了很多精力，总算弄明白了一些。但网上东西往往不准确，所以又向校内一位清史专家请教。
光绪的生父醇亲王曾是这个王府的主人。1871年光绪就出生在这里。1875年同治帝（慈禧的独子）驾崩，无嗣。慈禧立侄子兼外甥、4岁的光绪为皇帝。小皇帝从此被迫与父母分开，入住宫中。按规矩酵亲王须迁出，1889年醇亲王府搬到了什刹海附近。民国期间，这座王府曾作为民国大学的校舍。民国大学后因战乱迁到了湖南。自1950年起，王府的一部分给了北京俄语学院，另一部分归北京第三十四中学使用。
光绪是清末一位思想开明而命运又十分悲惨的皇帝。我居然能够在这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的出生地上过课，颇为欣喜！
1956年北京俄语学院搬走后，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迁到了这里。经过大翻修，扩建了全校规模，将三十四中也迁走。从地图上看，那一大片都属于中央音乐学院。我真嫉妒他们！
由鲍家街我又想，当年我们的宿舍石驸马大街会有什么古老故事呢。终于查到这条街名称的由来：“石驸马大街”的历史要从明朝说起，明宣宗非常疼爱女儿顺德公主，亲自给她挑选了驸马（皇帝的女婿）昌黎人石璟，并修建了座驸马府。驸马府所在的街被老百姓称之为“石驸马大街”。1965年改为“新文化街”。这让我涨了不少历史知识。不过我更喜欢“石驸马”，独具特色，“新文化”太一般了。
接着我又搜索石驸马大街18号的前世和今生。1901年，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笃志学堂在此建立，后改为笃志女中。抗战胜利后，这条街上的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简称女师大）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石驸马大街的校舍就空了下来。1949年笃志女中改名为北京女八中，上世纪50年代曾将部分校舍拨给北京俄语学院作为宿舍。1958年女八中迁入女师大旧址。由于1923年至1926年鲁迅曾在女师大执教，邂逅了学生许广平，写下文章《记念刘和珍君》，1996年学校更名为北京鲁迅中学。校址在新文化街45号。
石驸马大街几个学校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又让我花了不少工夫。这条街具有深厚的现代文化底蕴，我庆幸自己曾当过这里的居民。
三
学校搬到了西郊魏公村。魏公村离西直门很近，一出城门就是西直门外大街。乘公交车第一站是动物园，第二站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第四或第五站就是魏公村。下车后过马路，沿着一条小土道，走七八分钟就到了学校的后门。学校前门是正门，门外是苏州街。但我们都爱走后门，因为从魏公村出来乘公交车就能进城。到了寒暑假，同学们就从这里奔向火车站。
搬到魏公村不久就是五一节，仍由一年级学生参加游行。校方让女生尽量穿得漂亮些，还说须在西长安街等候约一两个小时。校车把我们送到了西长安街。根据学校要求女同学穿得像一群花蝴蝶。为不浪费时间，不少同学带了课本，我选了线装书《唐诗三百首》（也是祖父的藏书）。在西长安街等候时，大多数同学在一起聊天、玩耍，也有同学默默背诵俄文单词，而我的线装书招来异样的目光。
每个班学生30名。我所在的班大多数同学学俄文的目的是当翻译、做外交官（后来果然不少分到外事部门），像我这样为学俄苏文学的还真没有。
一次，苏联展览馆举办苏联油画展。我怕其他同学对此没有兴趣，选了个没课的日子独自行动。一早起来，带了个面包和一瓶水，乘三四站公交车，在展馆中尽情享受了整整一天。这也是我人生的唯一一次。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到了北京感到很新鲜，常常组织出去玩。第一次是开学后去北海。搬到城外去得最多的是颐和园。去颐和园很方便，从魏公村乘公交车沿着西直门外大街一直朝北，十几站就到了。颐和园好像总玩不够。
二年级下学期，“反右”开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运动”。那是一个真正的苦夏。
齐白石也住在魏公村，是我们的老邻居。他于1957年9月去世。我和几个同学在那条小土路上亲眼看着这位大画家的灵柩下葬。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大学招的俄语学生过多，三年级时允许转学。据我所知，我们班一个同学和低我一级的一个同学都转到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当时我也犹疑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不转。因为我并不喜欢学俄语，嫌学语言太枯燥，但为了学文学必须掌握这一语种。中文系有些课程可自学，而俄语语言还是由老师“逼”着学吧。
1959年我们该毕业了。这年年初，北京俄语学院同隔着一条苏州街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校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很留恋北京，但家在天津，为照顾家庭必须回天津。没有料到把我分到南开大学，我也非常满意。
我羡慕留校的同学，因为他们留在了北京。但我并不羡慕他们所在的院校，外语类院校毕竟太单一，远不如综合性大学优越。例如我这次遇到问题就可向历史系老师求教，多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