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梁
时光荏苒，恩师吴廷璆先生已辞世20年，然而在后学心中，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仿如昨日所见。
1978年10月，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学习。当时历史系名师云集，中国史由郑天挺先生挂帅，世界史由吴廷璆和杨生茂两位先生领衔，同学们都为能来此史学重镇学习感到无比自豪。
在科学的春天里，同学们怀着“四化建设”的美好憧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恶补知识。在享有“第二外语系”雅称的世界史专业，一入学便通过大学基础英语四册考试者不下半数，这对入学时尚不知外语为何物（入学考试中，外语和数学可任选其一）的我来说，实在是“压力山大”。好在系里专门给未学过外语的同学开设了日语课，而因为学习日语，也使我偏爱日本历史，走上了日本研究之路。
在大三的上学期，我聆听了吴廷璆先生讲授的专业选修课“明治维新史”。当时先生年届古稀，着装笔挺，鹤发童颜，有仙家之风，讲一口能听懂的普通话，声调平和，但偶尔嗓门会提高八度。先生授课严守时间，上课铃一响便登坛开讲，下课铃响后，口中依然滔滔不绝。我等同学以为先生会拖堂时，却见先生一边继续讲着，一边含笑拿起帽子走下讲台，退着走出教室。先生博闻强记，授课时手持卡片数张，讲起话来神采飞扬，所举案例鲜活，分析精到，授人以渔的启发式教学，尽显大家风采。不过，在我印象中，先生高山仰止，我等同学无不敬而畏之，因此几乎没出现过像其他老师讲课那样，一下课大家便缠住老师讨教的情况。
1983年7月，经俞辛焞、米庆余两位老师力荐，我由本校社会学系调到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工作，兼任吴廷璆先生助手，协助先生审读《日本史》初稿，并处理日常学术交流事务。在先生麾下工作，耳濡目染承蒙教诲，受益匪浅。先生主编的百万字《日本史》，从选题策划、组织团队写作到付梓出版，前后花费20年时间，其中先生审阅、修改书稿至少费时10年。“谁谓事当尔，苦乐心自知。”先生夜以继日、呕心沥血伏案工作的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1994年，这部大作出版后好评如潮，成为我国日本史研究者必读的权威之作。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中曾根政府成立后，雄心勃勃地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欲使日本由经济大国变成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于是，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向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发起新一轮冲击，其中影响中日关系的举动是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和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当时，中日关系处在1978年签订友好条约后的所谓“十年蜜月期”，因此对日本右翼的行径如何反击，既是个原则问题，也有个策略问题。某日，先生唤我至他家说：日本文部省审定历史教科书，强令作者篡改侵略史实，性质恶劣，问题严重，我们必须作出回应，指出和批驳其审定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哪些内容模糊或篡改了侵略史实，阐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希望我就此写篇论文。经过紧张的准备，我怀着忐忑心情把论文初稿交给先生，先生阅后说：最近报刊上已有若干批驳文部省通过审定历史教科书来掩盖、篡改侵略史实的文章，因此你这篇文章应该调整一下角度，从阐明我国不甚了解的日本历史教育体制入手，揭示文部省与历史教科书编撰的关系及其操控手段。遵照先生的教诲，我补充修改了论文，以《日本中小学历史教学的内容与教科书》为题，在《历史教学》1985年第12期发表。在先生指导我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得到的一点体会是：做学问要有现实关怀意识，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写文章要有创新意识，不能人云亦云炒熟饭。
1988年，我考取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当时，我国学界的日本经济研究热方兴未艾，但我校日本史研究室还无人专研日本经济史问题。有鉴于此，先生指定我以日本近现代经济史为长期研究方向，我则进一步将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作为主攻课题，重点探讨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在先生指导下，1992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顺利通过答辩。1994年，先生将其主持的国家教委资助项目“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托付给我负责。恩师的信任和重托，着实让我受宠若惊，唯有以百倍努力回报。1998年，结项成果《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日本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先生为人坦诚豁达，“仁者爱人”，待人接物尽显谦谦君子之风。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吕万和研究员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请教日本研究的有关问题，我作为“摘帽右派”，惴惴不安地拜访吴先生。先生毫不嫌弃，热情接待，耐心指点，崇敬之情油然而生。1978年，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尝试写出评论明治维新的文稿，经先生审改后，首次以真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踏上日本史研究之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敦书教授回忆说：吴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被打成“右派”后，处境艰难，“灰心绝望之际”，得到先生的信任和鼓励，接纳我担任他的助手，“我感到异常温暖，增添了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再如，我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加快《日本史》初稿，特别是其中古代史卷初稿的审阅进度，先生以合同制方式聘用郑彭年先生为学术秘书。郑先生来自浙江，没有固定收入，在天津工作期间住在学校提供的西北村平房，一家三口除了郑先生的临时工资外别无收入，生活拮据。对此，先生非常关心郑先生的家庭生活情况，嘘寒问暖，亲自出面联系学校有关领导，解决了郑先生女儿进入南开大学附属小学学习的难题，还自掏腰包购买一辆自行车给郑先生使用。我能感觉到，先生日常也会给予郑先生家庭一些接济。
先生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在中西交通史、日本史研究方面造诣深厚，他提出的“佛教海上传入中国说”“大化革新封建说”“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说”，在学界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他发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感叹，吹响了我国敦煌学雄起的号角。他是中国日本史学会首任会长，为我国日本研究事业的组织、策划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担任《历史教学》主编40年，为史学的进步和普及呕心沥血，默默付出。
与一般学者不同，吴廷璆先生的经历充满传奇，他17岁以改造中国一腔热血，参加国民革命军，投入打倒北洋军阀的战斗；19岁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科，参加“北平反帝大同盟”和“抗日救国十人团”，“九一八”事变后猛烈抨击国民政府的卖国政策，并作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于1932年率领数百名北大学生组成的南下抗日示威团到南京“请愿”；“七七事变”爆发后国难当头，他毅然放下大学教鞭，弃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抗战胜利后，作为大学教授，在国统区开展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为中国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的组创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在南开大学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校总务长、《南开学报》主编、历史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还担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先后担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先生从近代社会的废墟上艰难地走来，亲历20世纪华夏大地的沧桑巨变和大浪淘沙，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矢志不渝，从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追求光明、进步、自由、民主、平等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如此卓越的学术造诣和学界尤为罕见的革命经历，先生本人始终保持低调。我在先生麾下工作二十余年，印象中，几乎没有听过先生谈及其革命经历。
不辱使命，无悔奉献！这就是我们“永远的吴先生”（中国日本史学会原会长汤重南语）。
（作者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学人小传】
吴廷璆（1910—2003），生于杭州，1929年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2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1936年毕业归国任山东大学讲师。抗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后转入地下工作，参与了“民盟”和“九三学社”的组建工作。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校总务长、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1951年当选为天津市历史学会理事长、民盟天津市委副主委。1977年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1980年任中国日本史学会首任会长。1981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历史组成员。先后担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主要研究亚洲史和东西交通史，是学术界公认的新中国日本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代表性论著有《日本史》（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主编）、《吴廷璆史学论集》等。
审核人：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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