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良
张伯苓在半个世纪的教育活动中，建立了闻名中外的南开教育体系。在创建过程中，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目标、方针和方法，总结并形成了他的“公能”教育思想，并把它定为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其“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他的“公能”教育思想的实质，在于培养人的素质。其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重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张伯苓主张教育应随社会需要而变化。张伯苓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向西方学习的教育家之一。他经反复比较后指出:“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教育方法可随时改变而宗旨不变”。中国教育应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教育着重个人的长进，更须着重社会的进步”。这些思想，在20世纪初期，在“全盘西化”的风气盛行时，是颇有见地的，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初，张伯苓针对中国愚、弱、贫、散、私的国民状况，希图通过教育，为中华民族培育“新人种（种族）”，为社会培训“新国民”，为国家培养救国的各种“领袖人才”，以御外侮，并“使我中国在世界上存在”。追至民国建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觉我国人民要富强，必须进一步改革教育，改掉数千年来“重士轻工之观念，致养成一般空谈而不做事之腐败阶级”的弊端。建校之初，即分文、理、商三科，以实现“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培养干才的目标。南开培养出了为振兴中华而享誉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周恩来、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陈省身、戏剧家曹禺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这是与张伯苓上述办学宗旨分不开的。
强调教育要使学生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而“德育为万事之本”
张伯苓的“允公”思想，“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他屏除了道德仅是个人修身的思想，而把“爱国爱群之公德”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他说:“人格要与人合作才能表现。”“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因此，在德育方面，他特别注重为公、爱国主义、诚实的人格、团结合作的团体精神等内容的教育。南开德育课向不用书本作教材，他创造了“修身班”的形式（20年代后改为“学生集会”，每周三集合学生，由校长及老师或请名人学者讲演），他们多以亲身经历、国耻事业、国内外时事进行教育。如1905年在《敬告天津学界中同志诸君》一文中，就提出用“抵制美货”的事件作为“修身科材料，晓谕生徒，俾得传知各亲族戚友，以冀遍及”，并将讲演录在校刊上发表，使南开校友也能得到教诲。这熏陶了南开几代人。他还寓教育于戏剧、出版、社团、体育和社会调查等各项活动中。
主张“学行合一”和“手脑并用”
张伯苓的“允能”思想，即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他在20世纪初，就重视“科学教育”。他认为“无科学无国防，无国防无国家”，主张“科学精神，不重玄想而重观察，不重详解而重实验”。1904年，他就从日本购得大批理化仪器和标本，这在当时的中学是少有的。民国初年，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Eliot）到南开参观后，对此深为赞许。
张伯苓还非常重视课外活动。他说:“到学校来念书，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的活动，从这里面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所以一个人念书要念活的，不要念死的书。”他亲自组织学生一起编演话剧，组织新剧团。他是直接将欧美现代戏剧引入我国的第一人，南开话剧因而使中国现代戏剧结束了它的萌芽期，“标志着我国新兴话剧一个新阶段的开端”。他支持学生办报刊（20世纪20年代南开中学同时就有学生办的校刊《南开星期报》《校风》及会刊《敬业》《励学》《青年》《英文季刊》等多种报刊），成立各种社会团体（学术团体如数学研究会、科学研究会、天津研究会、政治经济研究会等，学生团体如敬业乐群会、自治励学会、青年会等，文化艺术团体如讲演会、南开学校新剧团、音乐研究会等）及各种体育组织等，让学生在各种组织中，增长才干，锻炼组织和实际工作能力。
张伯苓还强调学生亲自接触自然、认识社会，提出“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之眼界”。从20世纪初起，即组织学生进行各种旅行，深入乡间、工厂、企业、机关、报社、学校、监狱、军队等广泛接触自然和社会，认识自然，了解社会和国情，并把它定为“社会视察和调查”正式课程，每月进行一次。初中重在观察自然，高中重在视察社会制度和社会现状，大学重在调查社会情状和问题。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以增加学生的真才实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倡导体育运动
张伯苓身历“国帜三易”时，见到英军高大强健的体魄和清兵羸弱瘦矮的身躯后，立志培育中华新种族。他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他认为“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所以他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在建校初期，他就用鸡毛掸子架在桌凳间教学生跳高。
张伯苓重视运动队的培养，更注重体育运动的普及。他说:“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所以南开学校的运动设备和场地在全国同类校中是首屈一指的。
张伯苓还注意体德的培育。他指出:“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他认为体育可以培养团体组织意识、合作品质和竞争精神。他还重视学生生理卫生教育。他主张:“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张伯苓在我国现代体育运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国首届全国运动会，也是全国体育团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他历任中华业余体育总会会长;主持建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为董事长、会长、理事长。他还是远东运动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多届远东运动会的总裁判和中国总领队。他更是首倡我国奥林匹克运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先驱。
创造了一整套高效能的学校管理经验
张伯苓特别注重聘任著名学者（包括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学者）到校任教。他所聘任的如姜立夫、饶毓泰、杨石先等，成为我国相应学科的创始人或带头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提出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办学方针，并组织董事会，依靠社会力量管理学校。在行政管理方面，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注意选贤任能，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加上他倡导的节俭务实的办事作风，使他能对南开系列学校实施高效率的管理。南开学校管理案例堪称我国学校管理工作的一个范例。
（本文为《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前言，限于版面，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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