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安志，1961年生于美国。1981年在南开大学主修中文，1993年创办南龙集团，主要承担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法律顾问工作，曾出版大量著作，其中《中国第一》《中国的世纪》《寻找香格里拉》等作品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本版撰文 马驰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一本叫《中国》的画册被作为特别的礼物赠送给各国嘉宾，画册的封面上写着龙安志的名字。
1981年6月，一架搭载着23名美国留学生的班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褐发蓝眼的龙安志望着前来接机、身着蓝衣绿裤的南开大学老师，倍感新奇。从北京首都机场到他留学的南开大学，汽车走了6个小时。20多年后，讲一口流利汉语的龙安志不但在北京平安大街旁边的四合院里安了家，还买下相似的院子，开了主题客栈和餐吧。作为20多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的作者和为许多位居世界500强的企业作过咨询的中国问题专家，龙安志甚至比不少中国人更了解这个他安身立业的国家。
当年结束了南开大学的学习后，龙安志到了香港继续学习法律和中文。他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凭借流利的普通话和对中国的了解，龙安志进入了美国人开办的马世达律师事务所，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份职业。
1983年，马世达律师事务所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工作卓有成效的龙安志也到了北京。那时的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到3公里外的地方收发传真。无论是北京人，还是沿路的四合院，都让龙安志感到亲切和愉悦。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到来，龙安志头上“中国通”的光环也越来越耀眼。1987年，26岁的他成为英国丹顿霍尔律师事务所中国事务部的负责人，在讲究资历的西方法律界，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任用。改革开放的中国，给龙安志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的身影活跃在许多中外经济合作的谈判场上。在外国投资者看来，龙安志是丘比特，在中国企业看来，他更像一位红娘。
这个美国人在中国创业的真正起步，还是在1992年。这一年，许多跨国公司纷纷登陆中国。龙安志看到了巨大的机遇在向他招手。在1993年，他注册了南龙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专门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
然而近些年来，作为著名经济咨询师的龙安志在商界几乎消失了，在一次次西藏之旅后，他不但在西藏开设了自己的酒店，还出版了一系列随笔作品《寻找香格里拉》《香巴拉之路》等，开始和大家一起去探寻古老而又纯净的精神世界。
新报：在10多年以前，你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第一》，一个美国人写这样一本书，可能比一个中国人写还会有说服力。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本书，你有什么体会？
龙安志：这本书是1996年出版的，讲的是从我1981年来中国，到1996年回头看这15年中国经历的改革。当时写这本书的动机是因为外国的新闻老说中国的不好。但是我认为情况并不是像他们讲的那样。我觉得有必要诚实地把中国的情况说出来，因为中国的发展是超出他们想象的。举个例子来讲，1992年我带爱立信到中国来谈判开拓市场，当时中国内地还没有手机市场，从香港带手机过来还要公安局盖大红章批准。从1992年爱立信第一个项目到中国来，现在中国已经是爱立信的全球第一大市场。
新报：我们知道这本书当时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也引起一些争议，因为也有许多人不相信你的说法。
龙安志：这本书写出来以后，也有很多人骂我，说我是有目的的“亲华”。但是我不管，我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写的书就放在这儿，你们爱看不看。可是事情变化得很快，现在，当时骂我的许多美国人，包括一些大的财团与金融机构，现在不断地跟我联系，向我咨询一些相关的政策与趋势。现在我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不是“非主流派了”，而是“先进主流派”。
新报：也就是说时间证明了这本书的正确性。
龙安志：因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当时外国记者老说中国这个那个不好。这就是带着偏见的新闻。我很清楚当时那些外国记者报道新闻的框架，他们抱着偏见到中国来采访，不求水落石出，不求实事求是，也不去深入调查，而只是把符合他们框架的很少的一部分事件填充进去。很多实际的问题不谈，完全用西方的观点来看问题。
这个我最反感。我是个外国人，我来到中国这么多年，我很清楚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在书里，我只是想把这个真实的变化反映到国外。
新报：但是在发展中，你有没有也觉得中国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龙安志：在高速发展中，我感觉到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被拆迁了，跟平房一样，跟那些四合院一样被拆迁了。为了钱，把最宝贵的东西全拆平了，然后卖钱——我感觉到这太可惜了。你的传统的价值观都没有了，我们再谈经济，再谈投资，再做这些事情，意义也不大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多追求精神上的东西。
新报：从追求物质到追求精神需要一个转折的过程，你觉得美国的年轻人是不是也在思辨着这个过程？
龙安志：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我看到了很多变化。中国原来非常穷，我刚来中国在南开大学做学生的时候，一支圆珠笔用完了，必须要换一个芯再用那个笔，扔掉是不可能的。包括每张纸，每件东西都是很宝贵的。
但是现在中国什么都可以买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中国都能生产，中国已经不缺物质。但是最害怕的就是人一天一天过，什么都不缺，可是心里的很多东西都没有了。中国如果没有精神文明，那么这个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问号。美国是很物质化、商业化的，但是摆在世界面前的就是一种美国精神，就是值得美国人自豪的价值观。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那么你做再多的经济成绩都会消失。
新报：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经济学者，可是为什么近些年你开始放弃了经济学的论著，开始写关于西藏的“香格里拉”方面的书籍？
龙安志：在2002年，我完成了一本《中国的世纪》，当时一个美国作者写中国的崩溃论，我写中国的世纪论。那就是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我1992年第一次去过西藏，那个地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西部有值得我追求的精神，我也可以用我的能力去帮助那里的很多人。
新报：我去过你在北京的那个四合院“新红资俱乐部”，里面的装修装饰很有意思，现在你又在西藏用老建筑改造酒店，而且里面的装修也是自己设计，你不怕别人觉得你在设计上不够专业吗？
龙安志：我学过法律，我是律师，我也学过经济，这些东西都是很理性的，但是现在这些东西我都扔掉不做。我现在拍电影、拍纪录片，做建筑，我也设计很多东西，我是设计师，但是我没有学过设计，也没学过艺术。其实你学过多少东西根本不重要，你的哲学体系才重要，如果你的哲学平台已经很完善，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工具，一台照相机或一台摄像机都只是工具。理想中的概念才重要，这个概念能够发挥和完善，其他的东西都会显得很容易。
采访手记：
因为一个老师和龙安志是好朋友，近些年和龙安志在不同的地方见过几面，他有一双很清澈的眼睛，令人印象深刻。这位身高超过1.9 米的可亲可敬的美国人还是个空手道黑带二段,很神奇。去年，央视2套做了个改革开放人物专题《中国故事》，选的十个代表人物里，龙安志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入选。可见无论他的学识还是他的资历，都已经很有“中国特色”了。因为拍这部片子要在天津选很多景，所以陪着龙安志在天津又逛了逛，去了6号院，当然又去了南开大学。在新开湖边上，龙安志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让人不觉唏嘘。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所有人的青春又都会像小鸟一样飞走，或迟或早，或无情或有情。
现在，龙安志已经放下了大部分在北京的生意，在西藏一住就是几个月，他的几本关于那里的随笔集也已经成为年轻人热捧的册子。看他的书，总会想起那双人群中极少见的清澈的眼睛。我总在想，或许是因为那双眼睛，才有了他对生命的如此洞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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