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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轶帆
对于滨海开发研究院来说，自2014年以来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研究院就有30余篇研究成果为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内参采用，并多次获得天津市领导重要批示。
这所与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相伴而生的科研机构，以战略性和应用性政策研究见长，有服务滨海新区开发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库”之称。从去年至今，滨海开发研究院围绕国家及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不断提供智力支持，工作成效显著。
快速反应，紧密跟踪重大问题
“薛进文书记曾多次跟我们讲过，‘在国家、天津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我要看到南开的反应，听到南开的声音’。这不仅是校领导对我们的期望，更是南开学者的责任与义务。”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这样告诉记者。
在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素来以紧密跟踪重大战略、反应快速闻名。以服务自贸区发展战略为例，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确定在天津、福建和广东等省市设立自贸区，消息一出，研究院迅速组织队伍，积极开展对策研究，短短20天的时间里，3份研究报告就已完成，送到了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案头。其中青年学者裴蕾带领学生所作的《国际媒体对天津等自贸区设立的报道和分析》搜索了10个国家的124家媒体网站，工作量很大，但作者只用了9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份报告，使之成为市委2015年的“1号内参”。
“京津冀”更是当前的最热词汇之一。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座谈会，提出并启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滨海开发研究院立即作出快速反应。3月1日，4名研究人员共同接受了人民网(天津)的集体采访，“第一时间”系统地解读这一国家战略发展机遇，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独到观点，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一年来，研究院连续推出的《京津联动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关键举措》《着眼京津冀整体利益，谋划天津发展思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双城联动》《理论界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六点建议》《京津冀产业协作中河北的切入点与对策》《探路共赢进入快车道、利益协同正值关键期——京津冀协同发展态势扫描》等一系列重点研究报告，通过逐渐畅通的信息直报渠道，为中央和地方重要决策提供了参考，成为学校和天津市有关部门报送专家观点类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这一重大战略热点问题上，研究院发出了“南开声音”。
对于那些时效性强的应急课题，研究院不是先申请立项待批准后再做，而是快速反应，主动应对并开展研究，有了初步成果后再去争取外部资源的支持。用周立群的话说，就是“跟踪和服务于国家的重大需求是我们的责任，对时效性强、社会急需的问题无论是否立项、有无经费，我们都抢先开启”。
整合力量，跨学科打出组合拳
从选题策划、内参报送，到重大节点主动发声，再到辐射全国的学术影响，从研究、咨政、启民和育人出发，滨海开发研究院在履行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的职责，同时也在摸索如何借力综合性大学的智力优势，推进校内多学科资源的协整。
在周立群看来，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靠一个单位或学科“单枪匹马”作战是很难完成的，要坚持高起点、高水平、开放式，按照“小机构、大网络”的原则组织跨学科综合研究，联合作战，打出“组合拳”，把研究平台做大，实现开放式的创新。
“前一段时间，我们承接了天津开发区关于人才队伍建设的5项研究课题，包括研究企业用工、人才队伍规划、区域人才平台建设、人才管理等。我们作为牵头主持单位联合了商学院、经济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以及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中国人事科学院等机构，成立了‘联合舰队’，圆满完成了该系列研究任务，得到了评审专家的充分肯定。这一成果是由一个多学院参与的大团队完成的，这就是一个协同的机制，通过资源整合凸显南开的实力。”
《滨海要报》《成果专报》《城镇化建设》是滨海开发研究院主办的3份内部刊物，它以系列咨询报告和研究报告形式，集中反映南开学术团队对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应用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定期向天津市、环渤海地区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报送。除本院研究人员外，经济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历史学院、日本研究院、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和博士生，都在该刊物上发表过咨政报告和建议。截至目前，3份刊物共出版148期，被中央政策研究室、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各省市政府“内参”采用及有领导批示的有117期，采用率达到80%。
“滨海开发研究院作为高校智库建设的探索才刚刚起步，现在我们协同与合作范围覆盖了校内的多个兄弟学院，文科有经济学院、商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理科有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数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不同学科的协同能释放出1+1>2的新能量。研究院的发展得益于多学科的支撑，这也是我们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所在。”周立群深有感触地说。
深入实际，学术成果“接地气”
不等不待，主动走向社会，是滨海开发研究院建设得以推进的另一经验。正挂职山东庆云县委常委和副县长的研究院副院长刘刚说：“知中国才能服务中国，做应用性政策研究，绝不能只待在书斋里空想，而要深入实际，把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实践、新问题。例如，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研究院发起成立的‘新能源汽车国际创新联盟’就是一个与实际结合的产物。”
“我们的研究工作有一半时间是社会调研。近三年，我主持的课题组围绕创新经济、科技型中小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创业政策，在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展开系统调研，走访了20多个工业园区、200多家企业。调研成果不仅为政府决策服务，而且用来指导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工作。”刘刚谈道。
就在前不久，滨海开发研究院积极申报竞标津、辽、鲁、琼等地“十三五”前期重大(重点)项目，先后中标并承接了天津市及滨海新区、辽宁省发改委、海南省海口市发改委、山东省滨州市等多个重大课题。围绕课题研究，研究院4个课题组分赴上海、昆山、扬州、广州、深圳、海口、沈阳、锦州、营口等城市调研。课题组的组成同样秉承开放原则，除我校各相关学科的教师和研究生外，还协同了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农学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
“我们作农村调研可不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样跟当地领导坐在会议室里座谈就行了，是要真正地入农户、下田头、到工地现场。比如华明镇的那个课题，我们要到村民中发问卷，亲身经历宅基地换房的村民围着我们提意见、聊看法，群情激昂。这样的实地调研虽然很辛苦，但大量一手的、鲜活的资料我们都如实地采集上来了，以此为根据写出来的报告和提出的政策建议‘接地气’，也有针对性和说服力。”承担农村调研课题的裴蕾如是说。
正是这样脚踏实地的扎实工作，使滨海开发研究院赢得了日益良好的社会声誉。“过去我们完全靠走出校门‘找课题’，去参加各类的投标竞标，现在不少单位和机构找上门来‘送课题’，希望我们能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智力支持和服务。例如，在京津冀协同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了周边省市的认可，先后承接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研究院、首都特大城市研究院及河北诸城市的委托课题。我们接到的‘作业’越来越多，其中很多还是市领导直接点名布置的。随之而来，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报告也是多部门抢着要，这让我们有点‘头痛’。”周立群笑着告诉记者。
智库建设，永远在路上
随着滨海开发研究院的发展，一些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熟悉的人可能会发现，在研究院刚刚成立时，研究报告主要出自学术带头人和教授，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报告是由青年学者任第一作者或主笔，“80后”甚至“90后”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也参与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王金杰是入职研究院不足3年的青年教师，目前已独立主持研究课题3项，由她主笔撰写的两份研究报告得到了孙春兰的重视和批示。
这样的变化令周立群感到欣喜：“研究院的活力就在于有许多中青年研究人员的参与，研究院的开放机制本身就是一个聚集人、历练人的平台，这个平台能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提供更多对接社会和发挥自己优势的机会，所以他们感到很充实、很有收获，热情也很高。大家的共同参与是研究院的生命力所在。”
谈及未来发展，周立群说，赵启正院长曾要求我们实现“两个拓展、一个提升”，即“研究院要由主要服务政府拓展到服务企业和社会，由主要服务天津拓展到服务区域及全国，咨政成果由地方性向全局性的高度提升”。南开的目标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国家队”大学的研究机构，滨海开发研究院对内要依托和协整南开的学科与人才综合优势，对外要对接和服务于政府、企业、社会，走出一条大学与社会深度结合和良性互动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