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安
人工智能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深入地嵌入并重构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乃至思维模式的进程，并催生新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生活方式。这一文化形态并非技术发展的偶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人类技术文明演进中一个合乎逻辑的重要阶段。一个多世纪前，卡尔·马克思对机器与大工业的深刻分析，至今仍对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特征具有重要启发。人工智能文化呈现的诸多基本特征与内在矛盾，可以在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的论述中找到深刻的思想渊源，其本质是工业时代的“机器文化”在数字时代的逻辑延续与当代形态。
马克思的机器论及其核心洞见
马克思对机器的理解超越了其作为生产工具的物质属性，将机器置于“技术—社会”关系的宏观视域中加以考察。这一分析框架包含若干历久弥新的核心洞见。
首先，机器是人类对象化劳动与知识的物质载体。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并非自然天成的，而是人类智力与实践经验凝结的产物，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那些轰鸣的蒸汽机与精密的纺纱机，无不是瓦特等一代代工匠在长期实践中将知识与技能对象化、体系化的产物。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当代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正是对互联网中海量文本、图像与代码所承载的人类集体智能进行提炼与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数字化集成。
其次，机器是替代活劳动的重要力量。机器大工业的显著特征是以死劳动（机器体系）系统性地取代活劳动（工人），从而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这一过程在剥夺工人传统技能的同时，也使其沦为机器运转的附属环节。人工智能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替代逻辑，其对象不再局限于体力劳动，而是延伸至认知、判断与创造等脑力劳动领域。从自动化服务到智能诊断，从算法决策到内容生成，知识性劳动的基础正在受到冲击。
最后，机器体系具有重塑社会关系的权力效应。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一论断揭示了技术形态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刻影响。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任何技术都内嵌着诞生它的那个社会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当其被广泛应用时，又会反过来巩固、强化乃至再生产出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结构。循此理路，人工智能的“算法磨”或“数据磨”将塑造何种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仍是21世纪数字时代有待考察的一个问题，也是理解人工智能文化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机器体系”的方法论资源
马克思的理论资源不仅体现在具体结论上，更体现在他分析技术与社会互动的批判视角与方法论上。这一思想资源在人工智能时代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对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为审视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提供了理论参照。这一批判的最终目的并非否定技术本身，而是通过揭示矛盾，来寻求对技术应用进行规制与超越的可能。当前，关于算法偏见、数字鸿沟、数据垄断及“监控资本主义”的讨论，本质上可视为马克思关于工业机器加剧社会不平等、劳动异化和资本权力集中等观点的当代体现与深化。这一视角促使人们透过中性的技术表象，审视其背后的权力与利益机制。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理论突破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他强调技术总是在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被开发、应用并赋予意义的。这一根本立场对当前人工智能讨论具有重要启示：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问题，其根源往往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支配技术的社会制度与价值导向。归根结底，技术的社会后果取决于社会选择，而非技术的内在属性。
最后，马克思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近乎预见性地描述了信息时代与人工智能经济的特征。一般智力指社会知识的总和，作为直接生产力参与社会生产过程。当代人工智能正是一般智力的高度凝聚与具象化，将抽象知识转化为驱动、优化乃至创造的物质力量。人工智能的发展非但没有证伪马克思的理论，反而雄辩地印证了其分析框架的前瞻性，从而将马克思的理论预见推向现实。
人工智能文化的特殊性
在继承马克思分析框架的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文化相较于传统工业机器文化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构成了其作为新的技术文化形态的辨识度。具体而言，它驱动了一场从生产方式到生活实践、从认知图景到价值体系、从伦理规范到法律框架的全面文化变迁。
首先，在生产层面，人机协同已成为主流工作模式。这不仅是工具效率的提升，更是对劳动价值与定义的深刻重构。传统以人类技能为核心的劳动过程，正转变为数据、算法与人类判断力相互交织的新型流程。劳动内容、技能需求乃至劳动伦理，都在人机协作的实践中被重新协商与定义。这种重构不仅影响个体劳动者的职业轨迹，更在宏观上重塑着产业结构与就业形态。
其次，在生活层面，数字算法作为核心中介者，深刻影响个体的体验模式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个性化推荐系统塑造了高度定制的信息环境与消费路径，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潜藏着“信息茧房”与认知窄化的风险。社交媒体依赖算法逻辑连接人与人，重塑了交往模式与情感表达方式。智能家居系统则追求极致的便捷与自动化，重构了私人生活空间的组织逻辑与日常实践节奏。这种对个性化与效率的极致追求，本身构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取向，体现了技术逻辑向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
再次，在认知层面，人工智能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层。社会成员已开始习惯于依赖数字算法进行决策——从导航择路到资讯筛选，从消费选择到职业规划。这种依赖不仅改变了行为模式，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新的思维方式：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量化、关联和预测的算法逻辑来理解世界，这既是认知工具的延伸，也可能导致直觉、批判性思维等传统认知能力的改变。算法逻辑的内化过程，正悄然改变着我们感知现实和作出判断的方式。
最后，在价值观领域，一种对智能本身的技术崇拜正在形成，效率、精准度和数据处理能力被赋予极高地位，成为新的技术文化标杆。与此同时，强烈的反向思潮也应运而生：关于数据所有权、个人隐私的伦理争论日益激烈；在强人工智能的远景面前，关于“人的独特性”（如意识、情感、创造力）的再思考成为文化讨论的焦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末日论的并存，勾勒出人们面对未来的复杂心态。这种深刻的价值张力，正是人工智能文化在其形成期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上述几个方面都体现在当今社会的伦理与法律领域中。围绕人工智能的问责机制、公平性保障、透明度要求与隐私边界等问题，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已经超越了技术范畴，正在积极催生新的社会规范、行业准则乃至法律框架，试图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运行奠定伦理基础。不同文化背景、法律传统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对话与碰撞，使得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正在形成中的新文化现象，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技术变革的集体响应与规范重构。
人工智能文化以其在生产、生活、认知、价值及伦理法律等维度上的系统性渗透与重构，确立了其作为当代主导性文化形态的复杂图景。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更深层次塑造着人们的思考方式、价值取向以及规范行为准则。回溯历史，马克思所分析的机器大工业，同样是那个时代的高新技术革命，它以对生产方式的颠覆、社会关系的重塑以及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影响，成为了那个时代文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因此，人工智能文化并非与历史彻底断裂，而是马克思所剖析的“机器文化”在智能技术条件下的延续与深化。面对算法支配、数据权力、劳动前景以及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我们仍可在马克思关于技术、资本与人的异化的理论框架中找到根源性解释与批判依据。运用马克思创造的思想工具，我们能够在人工智能这一新兴领域展开批判性探索，寻求更具人文关怀的未来路径。这也彰显了经典理论在历史变迁中具有的持续生命力。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