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获毛泽东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新中国史学奠基人的学术与革命生涯均与天津密不可分——他曾在南开执教五年，其间由国学大家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天津成为其人生转型的重要起点。

　　南开执教 潜心学术

　　范文澜是浙江绍兴人，北宋名相范仲淹后裔。祖父是知名的“绍兴师爷”，父亲科举不就，在家课教子女，自学医术，著称乡里。文澜随父研习《四书》《五经》及《泰西新史提要》等。他喜爱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礼记·礼运篇》，常借阅中国古典小说。哥哥文济在大通学堂（军校）读书，是光复会学生官（队长），兄弟俩亲睹学堂主持秋瑾女士的被俘场面，“看得很分明，自然要同情秋瑾，厌恶那群狗子们”，在范文澜幼小心中埋下是非的种子。后入山阴县学堂、上海浦东中学堂、安定中学堂，遍读翻译小说及《国粹学报》，尤爱《鲁滨逊漂流记》和章太炎先生的文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转年成为文本科国学门的弟子，师从国学大师黄侃，专攻《文心雕龙》。

　　1917年毕业后，范文澜先在叔父河南省河北道尹范寿铭处谋职，又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河南汲县中学任教，南北奔波。1921年，经叔父介绍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当统计员。范文澜不喜欢与金钱打交道，不久便辞职了。生活的路究竟在何方？

　　1922年下半年传来好消息。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热情礼聘，范文澜来到天津，出任南开中学教员。他先担任中学部国文教员，又任教务会议成员和初三6班辅导员，被学校国文委员会推举为“中学六年国文计划书”起草员。他还担任过高三1班辅导员，教高三国文，当选中学部师生校务研究会代表。除在中学部任教外，还在大学部兼课讲授大学预科及二年级国文。由于汉学功底深厚，范文澜从1923年9月开始兼任大学部经、史、文学课程教师。1925年，他正式受聘为南开大学教授。据《南开周报》记载：范文澜开设的学程共分三节，“（一）史观的中国文学。以文学史为主体，附选历代诗文名著以资例证，俾学者于各时代文学状况，得有明白具体之概念。（二）文论名著。拟读《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三种，《文心雕龙》为重要，尤宜先读。（三）国学要略。《分懈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三部，其目的在使学生明悉经史诸子之源流得失，考证不嫌稍详，条例务求昭晰……”所有开设各科教材，均是自己编写。范文澜学术上严谨朴实，讲课旁征博引、生动而吸引人，颇受学生们所欢迎。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类学术活动，为学生讲演《整理国故及其方法》等，担任《南开周报》及其后的《南大半月版》校刊学术顾问。暇余，还兼任河北省女子师范学院历史、文学等课程。范文澜回忆说：“予任南开大学教职，殆将两载，心焉乐之。亟谋所以餍其欲望者。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 来到天津任教后，范文澜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状态，开始了收入稳定的生活。1923年，他将妻子戴冠芳接到天津组建了温馨的小家庭，在教坛执教、在宁静的书斋中研究学问，悠哉悠哉成为“天津文化人”。

　　投身革命 坚守信仰

　　范文澜是桐城考据学派的传人，虽曾任过北大校长蔡元培秘书，但对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反应并不热烈，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日籍职员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伤及多人，震惊全国。中共天津地委大力声援“五卅惨案”中死难的工人。在党团组织的发动下，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南开大学爱国师生投身到反帝爱国斗争第一线。6月5日“南开大学五卅后援会”在操场上召开第一次群众大会，各团体5000余人参加。会后，愤怒的人群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范文澜积极参与赴省公署请愿活动，一路走在队伍前面，大声呼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

　　党组织迅速捕捉到范文澜的变化，曾派一名党员找他谈心，但话不投机没能成功。那时，李季达从北京来津，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党组织要办一家印刷厂，加强舆论工作，一时没有合适的刊物，便以范文澜撰《文心雕龙讲疏》为内容印刷开张了。梁启超阅读《文心雕龙讲疏》后大为赞赏，亲为作序，认为“考拓精审，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于训诂义理皆有发明”。这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多年国文教学的体会与结晶。

　　随着党与范文澜的关系日益密切，1926年秋，党组织派了一位绍兴老乡、理论素养深厚的何同志找他畅谈，两人一见如故。范文澜先是发表了一通对《礼运篇》中所载“大同之世”乌托邦理想言论，当何同志提出疑问，范文澜不能自圆其说陷入疑惑时，何同志耐心地为他一一讲解，还送他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一书。范文澜读后，犹如醍醐灌顶，转而信仰共产主义。随后，他庄严地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学生蔡美彪回忆说：“他1926年入党，是党在南开大学的重要负责人之一。”

　　1927年3月间，好友李季达对范文澜说：“你应该去见见李大钊同志，领受些教诲。我们暑假中一同去北京某地，我给你介绍。”范文澜期待着，然而倾向革命的冯玉祥部队退出北京，奉系张作霖控制京津，“四一二政变”突然发生后，奉军在北京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随后，李大钊在北京被捕，遭受了各种酷刑。4月28日，报纸上刊登了李大钊临刑前的照片。后来，范文澜在新华日报上撰《李大钊同志永远不死》回忆文章说：“这给我多么刻骨剥肌的痛苦印象啊!”会晤不成，同志牺牲，更坚定了范文澜对信仰的追求和对党的坚定信念。与此同时，中共天津地委也遭受严重破坏。4月18日，江震寰等十五位革命志士被反动派杀害，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因为范文澜经常在课堂上谈论国内外大势和共产主义学说，引起奉系当局注意。5月间，天津警备司令部要抓捕范文澜，提前与校长张伯苓打了招呼。在紧要关头，张校长通知范文澜说，“明天要来抓你了，还不快跑！”当晚，范文澜乘火车转移到北京去了。第二天，军警到学校抓人，张校长巧妙地说：“他是浙江人，回去探亲了。”

　　朴社耕耘 声名鹊起

　　1923年初，在商务印书馆郑振铎建议下，叶圣陶、顾颉刚、沈雁冰等人积极响应，相约每个人每月从工资中抽出10元存在银行中生利息，到一定数目后作为资本，成立一家同仁书店，目的则是自产自销书籍，这相当于文化人自办的合作社，周予同给它起了个雅号叫“朴社”。最初成员为十人，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王伯祥任书记、顾颉刚任会计，社址设在上海。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影响到上海，成员公议决定“朴社”解散。而顾颉刚受不了上海浓厚的商业气氛，决定北上去北京从教。1925年11月，他重组“朴社”，自任总干事，在北大二院租房，设立景山书社，朴社作为出版商，发行售卖图书。顾颉刚与范文澜是北大校友，特邀请范文澜加入，与京津名流时相往还，编辑出版书刊。朴社全盛时期，出版有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大纲》《文品汇钞》和范文澜的《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等著作，由此“范雕龙”的绰号在津城声名鹊起。

　　1926年8月，顾颉刚应聘前往厦门大学任教，乘火车经天津后乘船南下。8月5日晚8点，顾颉刚偕夫人及两个女儿到达老龙头车站，范文澜前去迎接，并安顿顾家住进长发客栈后，在天祥市场共和春设宴接风。顾颉刚十分感慨，在日记中写道：“前数年到津时，最热闹者为日界，今则转至法界矣。”第二天，范文澜到客栈看望顾颉刚，又去长春栈买好船票。接着，邀请顾家一行到南开中学去参观，并雇了一只小船，乘舟前往八里台游览南开大学、望海寺等处。望海寺原在三岔河口，1918年海河裁弯取直时，遂将该寺迁至八里台复建。顾在日记中记载说：“南开中学分高级、初级、女子三部，共有两千人。南开大学秀山堂及思源堂两处建筑甚伟，地方甚幽静。”“望海寺中伟像一尊，抱膝而坐，极有胜游自得之趣，与其旁呆板之塑像不类。不知是何名手所塑。”大饱眼福后，印象十分美好。不料当晚大雨磅礴，范文澜冒雨，将顾家一行送上新丰轮。

　　范文澜返回北京后，在北大任教。他仍为党工作，初心不改。他曾两次被捕入狱。九一八事变后，他撰《大丈夫》一书，列数家国名贤，鼓励为国献身。抗日战争爆发，他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积极投身救亡运动，举办抗日训练班，随新四军开辟游击区。1940年中原环境险恶，经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介绍，范文澜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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