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已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目标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南开大学副校长盛斌教授看来，基于全球开放的新变化，结合中国的目标与战略，未来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三个重点。以下是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对内高质量发展和对外高水平开放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目标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那么，什么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如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今天的演讲，我就此跟大家分享个人的一些思考。
全球开放经济的特点和趋势
先来谈谈“大势”。当前，全球开放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新变化：
第一，全球开放环境发生结构性转变。去全球化趋势加剧，特别是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出现的以贸易2.0为代表的“新经济民族主义”，包括美国优先、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这导致了以回岸化、近岸化、友岸化和碎片化为表现的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网络的重构。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通过脱钩断链、去中心化、去风险化针对中国采取遏制，例如在拜登政府时期组建的基于“安全、民主与价值观”的供应链联盟以及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此外，它们还通过实体清单、出口管制等措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打压，范围和手段涉及技术、人员、资金等领域，从趋势上看未来将远超贸易战。因此，全球经贸格局的开放程度与以往相比已大为降低。
第二，全球开放对象不断演变与扩大。当前，在地缘政治与经济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逐步转向区域价值链体系，尤以区域产业集聚与区域贸易集团的融合为特征，如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生产网络，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生产网络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生产网络。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新兴议题就是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贸易已由早期以数字订购、线下交付货物为主的电子商务拓展为包括通过电子交付与传输的数字服务贸易，但数字贸易在获得巨大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受到各国跨境数据流动措施的限制。未来，人工智能将成为促进贸易发展的巨大新动能，而数据与信息流动将成为新时代全球开放的一个显著而崭新的对象，其开放的联通性、流动性和互操作性不断提升，亟待该领域的国际政策协调与新规则制订。
第三，全球开放措施和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传统贸易与投资措施主要是“边界措施”，包括关税、配额、许可证等。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深入发展与“隐形”贸易壁垒的增加，以国内规制和监管融合为主的“边界内措施”日益受到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对这些措施的约束与管理越来越显著地成为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重要条款及内容，包括：以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动标准为代表的标准一致化，以投资、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为代表的竞争一致化，以反腐败和监管协同为代表的监管一致化。这些措施与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在全球协调制定一个最低的标准或规则，并不断获得提升与加强。也就是说，传统的开放规则是做减法（关注市场互惠减让），而现在的开放规则是做加法（即向更高的标准迈进）。
在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概念与范畴的提出与全球边界措施改革的趋势相一致，即强调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这对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大的意义。未来，更为引人瞩目的议题是跨境数据流动措施，我将其称为“超边界措施”。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流动，需要新的数字贸易规则和监管模式的协同来实现。
第四，全球开放路径选择的多元演变。当前，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基于实力的单边主义的严重冲击与威胁，多边贸易规则的基石——非歧视原则与争端解决机制受到严重侵蚀。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部分成员在积极捍卫多边主义，同时，区域和双边主义则在不断发展中。可以预见，全球开放路径的未来场景将是多轨道并存，且各轨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关系。
第五，与全球开放相挂钩的议题不断拓展。传统国际贸易谈判与协定的核心问题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以及如何实现非歧视待遇的互惠性市场准入。相比之下，未来全球开放所涉及的议题将变得越来越复杂、跨界和政治化。贸易与投资政策和规则将与国内规制、监管和治理问题愈加深度交织在一起；贸易与投资问题更加紧密地与多维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捆绑，形成诸多“贸易+”议题，如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劳工、中小企业、反腐败等问题；安全优先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安全与开放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尤其是供应链安全问题。未来，与开放相关的新议题将可能进一步引发各国在政治、安全、价值观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分歧与冲突。
中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三个重点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全球开放的新变化，结合中国的目标与战略，未来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以下三个重点：
第一，制度型开放。经过40多年来不断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着一些“深水区”改革，如进一步加快转变与优化政府职能、消除统一大市场与区域间市场壁垒、破除行业垄断等问题。制度型开放无疑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又一次“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历史契机。
区别于传统的“市场准入型开放”与“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聚焦边界内措施、国内规制融合与营商环境，对标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CPTPP、DEPA等）的规则条款。主要推进方式有三个：一是积极参与并签署高标准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国际经贸协定，通过对其中高标准条款的承诺履行倒逼国内制度改革；二是以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抓手，对照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三是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领域加强制度统一规则，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大力实施并积极推广“中国标准”，为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贸新规则提供“中国方案”。
第二，自主开放。一方面，要有序扩大中国的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等对外开放。例如，在服务贸易领域，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在外商投资体制改革，不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重点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在人员便利化流动领域，致力于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另一方面，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首创性、集成式创新，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不断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构建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做好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
第三，单边开放。单边开放与对等开放、互惠开放、条约开放不同，其特点是不寻求对等开放，基本不受协议约束，不违反现行规则。中国单边开放的最重要承诺是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中国是最早给予不发达国家关税待遇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在涉及最不发达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中，对其货物贸易和投资服务开放范围要求较小，并给予更长过渡期。中国还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了“绿色通道”。此外，中国在WTO投资实施“最不发达国家及加入WTO中国项目”，帮助其更好融入多边贸易体制。中国还在国际谈判中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等有关发展中国家立场。
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与工作
第一，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深水区”，其内容超越了以边界措施为主的WTO规则。重点议题包括投资负面清单、服务业开放、电子商务等，重点方式是积极参与WTO相关谈判，推进加入CPTPP和DEPA的相关谈判。
第二，要深入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开辟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为探索与推进全球经贸合作与治理提供了崭新而具有吸引力的模式。重点工作包括：战略与规划对接、互联互通（陆海贸易新通道）、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丝路电商”、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国际产能合作、区域性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
第三，要加快建设自贸港和自贸试验区升级，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要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积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充分发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重点工作包括：零关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极简审批”、“标准制+承诺制”投资制度、数据跨境流动等。
第四，要积极参与新兴领域规则制订，推动高标准全球经贸治理。要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经贸治理改革的首要位置，为新规则确立“发展坐标”。重点议题包括：产业政策、互联互通、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规则、贸易包容性、数字包容性等。
第五，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与高水平开放的联动。中国在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重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发挥超大国家本土市场效应，深挖国内市场潜力。重点是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开放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与经验，为构建中国特色开放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学理化框架与政策体系提出了迫切要求。
首先，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丰富了开放经济的内涵与范畴。从开放经济的内涵看，开放经济包括联通性、自由性、流动性、便利性和可操作性；从开放经济的范畴看，开放经济包括货物、服务、资本、劳动力、知识与技术、数据与信息等；从开放经济的程度看，开放经济包括浅层次开放（市场型开放或要素流动型开放）、深层次开放（制度型开放）、新型开放（如跨境数据流动）；从开放的保留与例外看，需要出于安全、公共目标或公共利益等动机与目的，设置禁止性、限制性、选择性保护以及其他政府干预措施。总之，就构建开放经济理论体系的任务而言，要立足发展导向与发展目标，结合中国经验与案例，分析论证开放的必要性与适度保护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其次，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开放经济与国内产业发展的联动。中国对外开放不是仅就开放论开放，而是将开放与国内经济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就是将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技术与产业发展联系起来，特别是将经贸政策与产业政策联系起来。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贸易与产业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贸易自由化与中性激励等不同阶段，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而中国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顺应比较优势、适合国情禀赋并动态升级的贸易与产业发展道路。当前，面对外需不振和受阻，中国又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调整。因此，就构建开放经济理论体系的任务而言，如何发展一个将国际流通与国内流通、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全球化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集于一体的分析框架，研究外部经济与国内经济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发展，并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来检验这种关系，以及在制度和政策上设计出这种互动良性发展的机制，成为关键的工作。
再次，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注重与其他目标统筹兼顾。我们需要认识到，开放既是实现非经济效率目标的手段，也会对其他非经济效率目标产生影响。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关联，就体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观、系统观和统筹观。中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特别注意三个方面的统筹兼顾，即统筹兼顾开放与安全、统筹兼顾开放与绿色发展、统筹兼顾开放与包容发展。因此，就构建开放经济理论体系的任务而言，要关注以下三项重点工作：一是开展开放经济的收益与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以及收入分配效应分析；二是构建可持续、包容、安全、韧性的全面“开放观”；三是建立与高水平开放相配套的安全审查、风险预警、绿色标准、救济援助、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体系。
最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指引。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与治理规则是西方国家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与自身利益而构筑的。传统规则是建立在市场与竞争导向基础上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入21世纪以来，其重心转移到促进“公平贸易”的国内规则融合问题上来，并且日益与制度竞争、体制摩擦、价值观分歧交织在一起。而中国基于自身的发展经验和理念，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代表发展中经济体提出了建立在以人为本、发展导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全球治理观，强调应维护国家安全、规制主权和保障发展空间，消除目前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公平待遇与不合理的干预措施，实现权利与义务的总体平衡以及代际跨期平衡。
总之，中国对外开放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进程之一，也为发展中国家结合自身国情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构建中国特色开放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要做好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叙事”，通过事实、数据、案例，全面而准确地描述与反映中国对外开放的中国意义与世界影响。这将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并非一蹴而就，但前途一定是充满光明与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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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闫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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