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到2021年《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再到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定位“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我国社会工作逐渐走向“治理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激活群众主体性、重构社区生活秩序和推进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将专业实践转化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哲学。

　　与此同时，在数智化浪潮的颠覆性重构下，社会工作的本体价值、实践范式与制度伦理正在经历多重变革。联合国发布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数字技术列为推动社会公平的关键工具。技术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与行动逻辑，可能成为专业赋能的媒介，亦可能异化为结构性排斥的装置。这要求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构建将技术维度纳入核心范畴，在“技术向善”原则下重建伦理框架，推动知识生产机制革新。

　　进一步从学理要求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多次就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重要论断。他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中国社会工作学术主体性生成的关键。目前，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虽取得一定成果，但仍面临三点不足。其一，本土化进程仍囿于经验模仿与表层移植而缺乏创造性转化，导致知识主体性缺位；其二，尽管学界普遍看到了社会工作由“问题导向”向“发展导向”、从“帮扶逻辑”向“治理逻辑”的范式转型，却尚未有系统化的知识构建路径；其三，数智技术被降格为工具性存在，其对社会工作本体价值与制度伦理的重塑力遭到遮蔽。因此，亟待回应“技术—社会”的共变，通过本土基因、实践互构、技术共生的三重知识生产进路，推动社会工作“中国学派”的范式革命。

　　一、“吸纳—融合”进路：本土文化基因的理论淬炼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知识体系构建离不开对中国独特社会背景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精准把握。“吸纳—融合”进路的核心在于实现本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现代化承载，以此突破当前知识生产的依附性困境。在吸纳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为纲，实现自主知识体系的融合创新。

　　（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从历史来看，中国虽未出现形式化的专业社会工作，却积淀了深厚的非正式助人传统，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儒家“仁爱”思想与差序格局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构筑了中国式价值伦理与实践逻辑。

　　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思想与社会治理的“家庭—社区—社会”架构互相映射，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注入新的思想内涵。在家庭场域，“亲亲”的孝悌伦理转化为社会工作“家事调解”的情感修复纽带；在社区层面，“里仁为美”思想催生社区自治的“邻里互助会”等组织化载体；在社会层面，“爱物”理念则指向社会工作尊重、珍惜自然环境和所有生命，强调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共同富裕的分配正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衍生出“情理化权威”，使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区别于西方专业实践，也为中国本土化实践提供了独特的实践模式。乡绅调解融合情、理、法的三维平衡，为中国社会工作冲突调停提供方法论基础，乡绅调解智慧与社工专业技术合力形成“社工+社区能人”的实践策略；“差序性信任”带来的血缘地缘纽带为社区网格化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而宗族“义务本位”的伦理则转化为“共建共治”的集体行动逻辑，不断消解原子化个体的治理困境。

　　这种与文化基因的深度融合，促成中国社会工作治理范式的三重超越。其一，“人情”关系治理优先于规则治理；其二，伦理自觉先于制度约束；其三，突破“国家—社会”对抗叙事，构建“家国同构”的治理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文化根基，不断为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

　　（二）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相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要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人口规模巨大要求构建“规模—精度”均衡的服务模型，平衡服务的覆盖面与服务的精细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关注分配正义与经济效率，要求社会工作在发展的视角下扶贫扶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强调“家文化”重建与精神福祉提升，具象化为邻里文化共同体的培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引导环境保护导向的生态社会工作；走和平发展道路则提炼出冲突调解的实践方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系统重塑学科布局、学术范式与话语表达，彰显“中国之理”与中国力量。

　　二、“集成—互构”进路：实践与理论的动态促进

　　文化基因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层给养，而本土实践则在真实情境中持续创造新的问题情境与理论命题，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不竭的生命力。在既往的中国社会工作知识谱系中，存在碎片化、情境化的“经验主义”，与抽象化、普遍化的概念体系，经验与理论存在割裂。首先，实务工作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缺乏将微观经验上升为中观、宏观理论框架的自觉。其次，现有研究对本土实践的理论集成明显不足，既缺少对多元经验的系统梳理，也缺少与西方知识体系的交流对话。最后，教育体系内部存在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结构性割裂，课程设计多以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范式为蓝本，忽视了中国语境下社会工作“治理”维度的深层需求，造成人才培养与服务实践的双向错位。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只有通过重构知识生产机制，才能推动人才培养革新实践与理论的互构。

　　（一）知识生产机制重构

　　中国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应当构建“实践—反思—理论化—再实践”的动态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实践不仅是理论的应用场景，还是知识的生成场域；理论不仅是对实践的简单抽象，更是以反思性、批判性姿态介入实践，进而完成自我修正与升级。一方面，我们要依托社区治理、老龄化社会服务等典型场域，积累原生性案例数据，并提炼出具备概括性的经验模型；另一方面，要推动高校、研究机构与一线社会工作组织开展紧密合作，建立持续的案例反馈、知识验证与理论更新机制，使本土理论在多样化场域中不断接受实践检验与修正。这种本土探索的系统性提炼，能够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范式，持续提升理论话语体系的原创性与主体性。

　　（二）人才培养模式革新

　　社会工作课程体系应超越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单一技术导向，以“治理为本”的社会工作范式为核心，将宏观政策分析、中观组织协作与微观服务共同纳入同一知识连续体。具体而言，第一，在教育环节应当引入“理论为本”与“实践导向”双重视角，将实务场景引入课堂教学，将学生嵌入真实治理单元，培养学生将复杂实践转化为理论知识的能力。第二，应重视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视野与技术素养，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掌握数据分析、技术伦理、跨文化沟通等复合能力，以适应数智化时代社会治理与服务的新趋势。第三，构建高校、实务机构与政府治理平台的联合培养与轮岗交流机制，切实打破教学与实务的壁垒。最终培育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智慧的复合型人才，从而在知识生产与社会工作实务之间建立可持续的互构循环，持续为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注入活力与生命力。

　　三、“技术—体系”进路：数智化与专业性的时代共生

　　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仅需要基于传统的文化性、扎根本土的实践性，还需要紧跟时代的先进性。数智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写社会工作的场域边界与干预逻辑。当下，社交媒体、智能终端与算法推荐共同编织出巨型的线上生活版图，居民的情感表达、资源获取与公共参与日益向数字界面开拓。这种数智化趋势，不仅发展出网络成瘾、数字鸿沟、网络歧视等新问题形态，还反向塑造了人们的线下交往与生活，同时创造出社会工作精准画像、远程干预、动态评估等新兴技术干预手段。西方社会工作经典范式诞生于线上社交尚未泛化的年代，其理论方法工具对“数字情境”缺乏足够解释力，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亟须补充新的理论概念与干预策略，以充实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

　　（一）数智技术的系统性嵌入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要求我们将数智技术系统性嵌入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之中。数智技术重新定义了“社会”与“社会问题”的边界。一方面，技术重塑了“人在情境中”的经典命题，智能设备与社交媒体构筑了线上生活版图，虚拟场域与物理空间交织的情境迫使专业认知从实体关系拓展至虚实共构的复合情境，突破了传统“在场性”实践的边界，使得线上参与、虚拟社群的情感联结、数字身份的自我构建、数字文化等，皆成为生活秩序的新变量，西方构建的干预理论遭遇解释力危机。另一方面，技术重塑了服务干预的手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嵌入，赋能社会工作实践出现数字社会工作新范式，然而，精准服务与远程干预支持等手段虽然拓展了社会工作服务效能半径，但也出现了侵蚀隐私边界、算法黑箱消解专业自主性、弱化具身实践情感温度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将技术敏感性纳入专业素养，一方面，提升服务者的数字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培养服务者对“算法支配”“数据贫困”“平台化不平等”等新问题的敏锐觉察，系统性发展数字干预新范式。

　　（二）技术应用伦理框架的构建

　　在“技术—体系”共生的范式下，社会工作亟须构建一种根植专业价值内核的数智伦理框架，以抵御工具理性的异化与侵蚀。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物联网的技术耦合虽显著拓展了服务半径与干预颗粒度，但同时导致平台算法对专业价值的削弱、计算逻辑对关怀伦理的遮蔽以及数据权力对弱势群体的结构性排斥。为此，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亟待构建“人机协同”的伦理治理架构。首先，要秉持“人类最终决策权”理念，要求算法输出始终接受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与法律规范的二次审议；其次，要秉持“数据正义”理念，规避数字霸权对于弱势群体的剥削与伤害；最后，秉持“算法普惠”理念，要求模型的设计与训练有意识纳入边缘群体数据，以技术民主化遏制数字鸿沟。在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中纳入智能化专业伦理，使工具理性成为价值理性的赋能媒介而非颠覆力量，是社会工作在当代知识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任务。专业价值与智能技术的结合，构建了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中国方案，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持续捍卫人的尊严与文明韧度。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科研助理）

　　原文链接：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5-09/29/content_143088_26765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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