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立岩
“诗教”作为一个独立的词语或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经解》当中。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后文又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显然，这里的“《诗》教”，特指以《诗经》为教学内容的教育活动，属儒家推崇的六经教育中的一门，与“诗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相同，确切地说，它是“诗教”的一个特定阶段或组成部分。就诗教观念的形成而言，“《诗》教”的提出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从“《诗》教”到“诗教”
诗教又始于何时呢？此事渺远无征，难以质言。但可以肯定的是，诗的产生远早于《诗经》的出现，甚至早在文字和书写活动出现之前。《吕氏春秋·古乐》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据传葛天氏为三皇时期的古老部族。从八阕的篇目推测，其内容当与人类起源、季节神话、农业生产、神灵祭祀有关，隐在地建构了一个关于天地人神的宇宙秩序，并定义了人在其中的位置和应有的态度。而乐除了祭祀报功、祈福等显性功能，还有一些隐性功能，如“载民”。这就含有“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礼记·祭义》）的群体凝聚功能。隆重的祭祀仪式就是在不断重申和强化这种认知与信仰。
对此，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皆有共见。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思想。他认为，诗人和诗歌是神圣的，能够激发人们的雄心壮志，诗歌更能给人们带来欢乐。英国诗人锡德尼则认为，诗歌是知识的源头。这些诗学思想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已见端绪，可与《吕氏春秋》所记互为印证。
中华诗教的传统
真正将诗教确立为一种制度化的教育方式，进而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风尚和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唯有中华文明。周代作为三代社会礼乐文明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华诗教最早的制度化时期。《周礼·春官》的“大师教六诗”，《周礼·地官》的“以乡三物教万民”的“六艺”之教，《仪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的“升歌”“笙奏”“间歌”“合乐”以及《左传》《国语》关于采诗、赋诗、诵诗、引诗的记载，在在可见诗的踪影。而且，它几乎覆盖了诗的采集、编订、教学、使用等各个环节。特别是春秋时期列国朝聘燕飨中的“赋诗观志”，可见彼时贵族教育中《诗》教的地位和作用。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尽管其“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作风往往不合诗的本义，但这种“引譬连类”的方式却与《周礼·春官·大司乐》所教六种乐语中的“兴”法完全吻合。由此可见，《诗》教作为礼乐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已成为周代贵族阶级造就君子人格的重要途径。
说到《诗》教的自觉，却不能不归功于孔子。无论“《诗》教”之名是否如《礼记·经解》所记为孔子首创，孔子都是自觉倡导《诗》教并对其内涵、功能和价值作出深刻阐述的第一人，而孔门《诗》教也堪称中国古典诗教的典范。《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家语·弟子行》则云：“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书》。”《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云：“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其实，这些说法并非无据，《论语·泰伯》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说便足见《诗》教在孔门教学中导夫先路的重要地位。至于《阳货》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论断，更是先秦时期有关诗的功能与价值最为全面与深刻的见解，置于同时代的诗论之中已属翘楚，即便是在今日，也仍然具有经典意义，因为它对诗在知识、修养、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阐发，虽与后世系统完备的诗学理论尚有椎轮大辂之别，但其中蕴含的思想潜能却是无限的。它使中华诗教从长久以来日用而不觉的实践形态上升到观念的自觉形态，在中华诗教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华诗教的影响
自是以还，中国社会和文化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教育体系均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从诗教的发展来看，首先是诗歌本身的演变，其丰富的内容为中华诗教的空间和境界的开拓提供了有益的素材。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到汉代的乐府、古诗，从六朝诗坛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到唐诗宋词的日月争辉、千峰竞秀，诗歌不仅为历代中国人涵泳激赏，直到今天仍然是家弦户诵的人文经典。其次是诗教思想的日渐丰富与深化，为中华诗教功能和价值的发挥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毛诗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到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刘勰的“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到白居易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直到叶嘉莹的“兴发感动”说，莫不如此。这些诗学观点是古往今来诗教展开的理论依据。再次是诗教方式和形态的不断丰富与成熟。周代的诗教主要局限于贵族阶级的国学教育，但自礼崩乐坏、学术下移之后，诗教逐渐走向民间，先有孔子的“有教无类”的私学教育之诗教，后有家学、义塾、书院及山林寺观之诗教，至于文士雅集、诗友唱和乃至个人展读等，举凡与诗的接受传播相关者，皆成诗教的有效方式。而历代政府机构的诗教政策与制度举措，如汉代经学化的诗教和以经明行修为标准的选官制度、隋唐以还科举制度中以诗取士的做法等，都在诗教的推广和普及方面发挥了政策导向和制度驱动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诗教在中国并非局部和一时的现象，而是整个社会自上而下且绵延不绝的共同意识和文化传统。以诗言志，以诗抒情，以诗化人，以诗修身，造就了中国人独具文化特色的诗性的人生理想和诗意的生活方式。直至今日，它仍然是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诗教文献集成与理论研究”（24&ZD2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教授）
原文链接：https://epaper.csstoday.cn/epaper/read.do?m=i&iid=7199&eid=52485&sid=243871&idate=12_2025-09-09_A06
审核：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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