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债利息恢复征收增值税与海外投资补缴资本利得税引发广泛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他认为，上述两个政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套精准发力的组合拳，对于平衡财政收支、引导资金流向、规范资本流动具有深远意义，将为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田利辉看来，此次税收政策调整背后蕴含着清晰的逻辑。从财政视角看，国债免税政策长期存在，导致政府债与信用债税负存在差异，既不利于税收公平，也影响了财政收入。恢复国债利息增值税后，预计年均可增收约240亿元人民币，为财政“输血”的同时，也让不同债券品种在税收层面更加公平。从资金配置角度看，当前“资产荒”背景下，大量资金涌入国债市场，造成市场资金供需失衡。通过税负调整，引导资金流向企业债、高股息股票等领域，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海外投资长期免税造成部分资金外流，与国内经济转型中“鼓励资金回流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相悖。征收海外投资资本利得税，既强化了税收中性原则，也为规范跨境资本流动、助力国内经济转型提供了支撑。

　　　　对于税收政策调整是否会引发“存款搬家”，田利辉认为仍需观察。短期来看，国内居民投资仍偏保守，大量资金直接转向股市可能性较低，预计更多会流向货币基金、短债基金等低风险替代品。但长期而言，国内资金的结构性转移将逐步显现。高净值人群可能会增加配置红利股、黄金等资产；银行理财等资管机构也可通过委外投资老券、增配高股息资产等方式对冲税负影响，减少客户流失。总体来看，“存款搬家”更可能是从储蓄向投资的渐进式转移，而非剧烈的全面爆发。

　　　　面对税收加强监管的趋势，田利辉建议，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都需调整策略，主动适应新的税收生态。个人投资者应优化资产配置结构，优先选择老券、红利ETF等产品，并通过分散投资期限降低交易频率。同时，可利用商业养老账户等享受税收递延优惠，减轻税务负担。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则需在产品创新上下功夫，开发更多税收中性产品，如红利ETF等，满足投资者的多元化需求。此外，机构投资者还应动态调整久期管理策略，提升产品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