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且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国际国内备受瞩目的关键词。这一理念将为世界提供哪些经验和启示？又将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哪些新机遇？日前，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国际研讨会精准聚焦不同主题，举办五大平行论坛，多维度解码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以中国方案解答时代之问，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现将专家观点整理摘编，以飨读者。
平行论坛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经济治理
当前，中国这个超大的经济体已深深嵌入到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经济治理”平行论坛上，韩国济州汉拿大学校长金星勋全面介绍了韩国金融体系的特点、相关经济政策实施的影响，并提出韩国建立先进金融市场体系的先决条件，一是恢复中央银行的作用，正确地、有效地解决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二是减轻家庭和中小企业债务负担，否则中央银行和政府的政策会不得不面对一些局限性；三是确保金融机构全球竞争力，共同建立先进金融市场体系。
日本大和综研原副理事长川村雄介表示，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体现了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结合风险规避的治理直接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有助于实现企业的价值，并通过企业价值提升，对整个经济的繁荣作出贡献。他进一步指出了有关公司治理的五个主要原则：一是确保合适的信息披露并构建利益相关者和股东的中长期对话，二是明确独立主席的功能，三是逐步打开女性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四是寻求人力资本，五是理性考虑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主席陈企业认为，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很好的整体和全局目标，通过国企集中力量进行投资或投入发展高精尖产业，有效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新加坡也有类似的管理模式。对于政府来说，国企是一个重要角色。政府作为国企的最大资本持有者，可以在必要时进行调控或援助。近几年，集中力量办大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了有效竞争，国企也可以通过集中力量进行投资来发展高精尖的产业，提升自身力量，并作为强有力的力量参与到国际合作之中。
南开大学APEC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APEC 研究院院长刘晨阳结合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国内外背景，指出APEC不仅是中国参与不同形式亚太经济合作的有效机制，也是进一步向WTO打开国内市场的“训练场”，还是中国与邻国展开经济外交和峰会外交的平台。他表示，从APEC成员到WTO成员，从FTA网络到多样化国际经济合作体系，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增长之路。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大多数亚太国家的主要经济和贸易伙伴，更需要加强与各经济体的合作，从而发挥亚太地区在确保全球经济可持续性和安全性中的重要作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强调，道路问题是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从世界和全球的视角，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着眼于人类整体的利益和共同的发展，反映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不同文明之间开放包容、平等互鉴、合作共赢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统筹自身发展与造福世界，实现本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良性互动，促进各国现代化的共同发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 讲席教授黄建忠认为我国制度型开放应从“四核四维”入手，实现“双自联动”。“四核”主要包括制度型开放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四大核心，“四维”主要包括投资、贸易、金融和创新四大维度。“双自联动”指的是我国对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对内设立自贸试验区（FTZ）形成的两大网络体系，也被称为协同开放和自主开放，为稳步推进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双自联动”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的路径选择，加快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对外经贸大学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通过比较数字驱动的全球化和投资驱动的全球化，指出全球化发生变化主要是由经济或市场因素造成的。此外，非市场力量的冲击主要来自于美国政策的影响，例如美国在国内收入差距和全球化利益分配上的认知变化和价值观名义的贸易保护给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造成的挑战等。对于中国而言，WTO仍是最有利的全球贸易治理平台，因此应捍卫WTO生存和发展，以区域促多边，支持并引领WTO改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任琳提出了七个当前需要关注的全球性风险，即：全球债务风险、发达经济体政策负面溢出效应、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传统安全问题、技术制度非中性、“精细化”脱钩和发达经济体内部保守主义抬头。由于存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政治化风险、部分国家将多边机制“武器化”、在科技领域开展“小圈子”外交以及逐步加强区域一体化，如今多边体系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处于困境。我们可以通过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塑造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强调求同存异、推动新兴领域合作，从而增强对抗外部风险的内部韧性，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南开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盛斌表示，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合作不同，“一带一路”是一个发展导向的合作倡议，重心和出发点或者初心在于促进发展，而且“一带一路”重视经济与技术合作，并主要通过项目驱动，保证国家之间的合作，具有“重资产”属性。“一带一路”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可能带来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引领发展导向的新全球化；二是在全球治理中体现中国元素和国家软实力；三是通过“一带一路”全面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在公共产品和国际规则等领域开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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