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畅
“鸡肋”的故事自古流传，经《三国演义》传播，更是家喻户晓。杨修因“鸡肋”等事触怒曹操而遭杀身之祸。
根据史籍文献和小说演绎，除破解“鸡肋”外，杨修还有几件得意的故事。一次，曹操与杨修骑马同行，路过曹娥碑时，见碑阴镌刻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不解，杨修解说，这八个字是为“绝妙好辞”。另外一次，工匠费时一年造花园一所，请曹操欣赏评价，曹操看罢，不言好歹，而是在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阔。”操虽面喜，心甚恶之。还有一次，塞北送酥一盒，曹操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然后入寝。杨修入而见之，取匙分食。曹操醒后，欲食不见，问之，修答曰：“丞相有命，令‘一人食一口’，尽食之矣。岂敢违丞相之命？”操虽大喜，而心恶之。这些小事的逐步积累，最终导致杨修因聪敏颖悟而遭杀身之祸。当然，若根据史料全面分析，杨修之死的关键绝非因破译“鸡肋”密码之类的小聪明，而是因为参与了曹丕和曹植的夺嫡之争，犯了大忌；还有，是因为杨彪的夫人是袁术的妹妹，杨修是袁术的外甥，其政治身份与曹魏政权的利益有冲突，因此见忌被杀。
但无论如何，杨修聪敏过人是没有问题的，用时髦语言说，就是智商比较高。上述杨修的聪明似乎都属于一种类型，姑且名之为“鸡肋型”聪明，即在信息比较模糊、甚至不充分的语境下，能够准确地理解信息传递者的本意。诠释“鸡肋型”聪明，可以有多种角度，其中之一就是借助跨文化沟通学说对于“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的辨析。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从跨文化沟通角度，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的概念。所谓“高语境文化”是指，在传播过程中，绝大部分信息或者已经存在于传播双方的物质语境中，或者已经内化于个人内心，而极少存在于双方所运用的语言和信息之中，换言之，语言和信息是模糊而不充分的；而“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即在传播过程中，沟通交流双方主要依赖他们所运用的语言，换言之，语言和信息是清晰而充分的。举例而言，对于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来说，长期共同生活使他们形成了许多默契，因此，他们在交流中，直接通过语言或动作来表达的成分较少，更多的内容，存在于由双方共同生活体验形成的心灵感应；而两个初次见面陌生人的交流，却要花费更多的口舌。
霍尔认为，在高语境文化中，由于社会发展缓慢，缺乏变化，其历史传统、风土人情、人际关系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重复性，绝大部分信息都已储存于现成的语境中，成为全体成员共享的资源，因此社会成员在人际交往上，更擅长借助潜在的“语境”进行交流。其成员性格内敛，从传播者角度讲，他们在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方面，喜好用含蓄、间接、隐晦的方式，不把信息完全、充分地提供给对方；而从接受者角度看，也善于从提供信息的蛛丝马迹中准确“猜”出对方的意图。因而“高语境文化”特别推崇“悟性”，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也。
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为令，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就是从曹操所提供的“鸡肋”这一有限的信息中“悟”出了对方的心思——“（所谓）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这一解读使得夏侯惇大呼：“公真知魏王肺腑也!”杨修此举，聪明反被聪明误，终遭杀身之祸。而杨修的故事屡见于《后汉书》、《三国志》、《世说新语》、《三国演义》等文献、著作，广为传播，妇孺皆知，反映出我们民族对于这种“鸡肋型”聪明的认同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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