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1887-1957)，治学甚广，而尤重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其历时十余年完成的巨著。在这一巨著中，他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文学史建构理论，这不但在当时有不容忽视的文学史学意义，而且在今天、甚至将来，仍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学价值。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主要受西学影响而起，在写作上离不开西方文学史模式，但该模式与中国传统学术实际明显不相吻合。为了解决这一冲突，王梦曾、曾毅等早于钱基博的文学史写作者，采取的是“中西璧合、不偏不倚”的写作模式，以兼容并蓄之杂糅来写作文学史。而钱基博依传统文化提出了独立于西学之外的文学史定义和“作史有三要”的文学史建构理论：“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
钱基博所言“三要”之一的“事”，包括两个层面，一指“知人论世”之事，一指“文学作业”之事，而后者为重，前者旨在为后者服务。《现代中国文学史》，所述及的作家是1911年至1930年文坛的活跃人物，以王闿运开篇，止于林语堂，论列百人之多。“知人论世”之事成了文学史的主体。这不免招致个别非议，如穆士达批评说，这“是不知选择”。其实，“知人论世”这一传统的文学批评样式，在任何一部文学史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知人论世”之事在一部文学史中重要的，不是其篇幅大小，而是能否充分地为“文学作业”之事服务。如写王闿运，钱基博从其出生取名、天性愚鲁写起，详笔、略笔掺用，将能显个性风神的大小事迹，娓娓道出，直至王闿运“自挽”而逝，有影响之诗文随生平而辑录，并附以精彩品评。这种“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序录”的写法，使王闿运的性情风神、用世之志，与其文学创作文学影响，相得益彰，并显于世。
“文学史之文，滂沛寸心”，是钱基博对文学史之文的要求，但也可以说是对自己文学史之文的评介。《现代中国文学史》叙事与论评相掺，无论是叙写还是论说，均出之以典雅古遒之辞，追求抑扬爽朗、跌宕昭彰之韵致；典重质实、声情饱满，确有司马迁、班固之文风。钱基博言“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彩焉”，《现代中国文学史》之文堪谓是最有神采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者多矣，但能在文风上有高格极致者寥寥，尤其是当代写作文学史，写作者多事窘其才，忙求逮意不迭，文风根本无暇顾及，与钱基博所要求的就相去更远了。
钱基博尤其强调“义”，认为“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现代中国文学史》就钱基博而言是当代文学史，故更容易进行洞流索源之研究，所以对所论及作家之“文学作业”均能在明确的时代环境中详次其来龙去脉。如论梁启超：胡适倡白话文，风靡一时，“启超大喜，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民国初年，梁自日本归来后，“好以诗古文词与林纾、陈衍诸老相周旋者，其趣向又一变”；梁“亦时有不‘跟着诸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诸少年斥古文学以为死文学……而启超则治古文学，以为不可尽废，死而有不尽死者也”。很显然，钱基博非常清楚地再现了梁启超“随时转移，巧于通变”的文学活动。洞流索源，观其会通嬗变，是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所树的“义”，在此之外，还有他对国事、名儒的忧思，司马迁在《史记》中“发愤以抒情”，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可以说是悲怆以抒忧。忧思之情，是钱基博的使命感之体现，以传统史学家的使命感观照当代现实，正是钱基博这一文学史的正气、生气之所在也。
中国文学史在今天有数百部之多，但在理论建构和写作实践上罕有能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相比肩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文学史的写作备受学术界关注，有关争论不断，而争论的焦点即文学史究竟应如何写作、究竟应如何建构，钱基博的文学史建构理论和实践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或解决，想必有所启发或借鉴意义。
《现代中国文学史》，初以《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之名付梓于1932年，出版后影响颇著，畅销当代，在短短的四年内，连版四次，1933年再版时改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
(周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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