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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图鉴》将于近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 刘岳兵
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成立20周年，是值得纪念的。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成立20周年了，编辑出版这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图鉴》就是纪念形式之一。本书编辑委员会为本书的出版做了一些工作，但付出最大的还是本院的创始院长杨栋梁教授。他从本书的创意，到对本书的体例、结构、选图、制表等，都用心提出了具体意见并作了精心的指导，为本书的顺利编辑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具体的事情，基本上都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周志国副研究员做的。能够做成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可喜可贺的。
在本院成立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回顾南开与日本的关系，如果从校父严修先生1902年初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算起，到今年正好是120周年了。我在与本图鉴同时出版的《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中，将从严修聘请张伯苓为塾师设立家馆的1898年开始，到2022年间124年的历史，以1919年南开大学的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64年日本史研究室的成立、1988年日本研究中心的成立和2003年日本研究院的成立为标志，分为六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主要事迹有1902年和1904年严修两度赴日考察教育，“两度瀛山采药归”，“归袋满载长生药”。后来严修的私塾家馆发展为“私立中学堂”（1904年）到“南开学校”（1912年），南开校方一方面鼓励学生赴日本留学，同时南开师生强烈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纪念国耻，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声浪中，南开大学创立了。在第二个时期，1927年满蒙研究会的成立（1928年改名为东北研究会）及其对东北的各种调研活动、《东北地理教本》的出版（1931年）为主要事迹。这一时期，南开大学成立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27年）也开展对东北的工业和农业调查，南开师生对日本经济、国际关系中的日本展开了研究；对于抵制日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讨论。因为南开大学成为“抗日的基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1937年7月29日、30日两天，南开大学遭到日军的轰炸。张伯苓校长表示“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在这个时期，张伯苓发表了《日本研究谈》（1930年），强调“要努力设法了解日本的全内容，欲求了解，惟有研究。”南开日本研究在这个时期扎下根基并开始形成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吴廷璆先生调入南开大学，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展日本史的教学科研工作。在第三个时期，南开大学以历史学科为中心开展日本史的教学科研活动，培养了俞辛焞、王金林、武安隆、米庆余、周启乾等许多日本史研究者。吴廷璆先生1955年10月在《南开大学学报》创刊号发表《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学术成果。1964年3月6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第47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成立五个研究外国的机构。即在经济研究所成立美国经济研究室（负责人陶继侃）、世界经济研究室（原有，负责人滕维藻），在历史系成立美国史研究室（负责人杨生茂）、日本研究室（负责人吴廷璆）、拉丁美洲研究室（负责人梁卓生）。日本史研究室除吴廷璆主任外，成员有俞辛焞、米庆余、王敦书。由此开启了南开大学有组织的日本研究的新征程。在第四个时期，外文系的日本语言文学教研室（1972年）、经济研究所的日本经济研究室（1975年）先后成立。吴廷璆先生于1964年7月《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研究日本近代史的经典之作。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翌年，南开大学就与日本的爱知大学开展了友好的学术交流。1974年开始，日本史研究室编印学术刊物《日本历史问题》，连续编印8期，为“文革”后我国全面恢复日本研究起了铺路奠基的作用。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时，吴廷璆先生当选首任会长。1980年代中期历史研究所行政单独建制后，日本史研究方向进一步明确，即在强调断代史研究的同时，每位成员都侧重一个独立的专门史研究方向。当时，在日本通史和日本外交史、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研究室的成果数量和水平均居全国前列。1984年，日本史研究室与美国史研究室一起构成的世界地区国别史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1988年，俞辛焞先生组创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将南开大学各系所的日本研究者结集起来，共同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将南开日本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境地，而且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示了南开日本研究的成果与风采。这一时期（第五个时期），日本研究中心不仅在硬件设施上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大楼（第一期1994年竣工），在研究成果方面，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1994年），成了日本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俞辛焞教授在日本出版的《満洲事変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1986年出版。1988年以此获得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1989年）、《辛亥革命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2002年），王家骅教授在日本出版的《日中儒学の比较》（1988年）、《日本の近代化と儒学》（1998年），武安隆教授合著的《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1989年），大大提高了南开日本研究的国际声誉。正是因为办公场所、研究经费和科研成果方面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实现了机构编制上的突破，2000年，日本研究中心实体化。
以杨栋梁教授为代表的南开第三代日本研究者并未满足于局限单一历史学科的实体化的日本研究中心，经过三年的经验积累和努力，2003年4月24日，中共南开大学委员会第五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新成立的日本研究院发展三个研究方向，即日本历史与文化、日本现代经济和日本现代政治，以便从现状到历史对日本进行跨学科的全面研究。日本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是将日本作为世界视野中的区域国别来进行综合性的系统研究，同时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日本研究人才。南开日本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20年中，不但个人研究成果突出，如李卓教授的《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2013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2010年）和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2012年）、刘岳兵教授主编的十九卷本《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充分展示了南开日本研究者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团队力量。宋志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卷本《新编日本史》，其结项出版，可望成为南开日本研究的新的标志性成果。而且研究院被评选为教育部首批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2012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得到了重视。
“二十星霜一转头，坐间谁共昔年游。”这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图鉴》，就是要以图证史，用图片的形式来反映20年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这20年所取得的成绩，是几代南开日本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南开日本研究有120年的历史积淀，我们相信“薪火传无尽，春从腊底生”，新一代南开日本研究者，将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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