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董守义的独生女儿。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第二十九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消息传来，我在电视机前激动得热泪横流。是夜，我辗转无眠，不禁想起父亲那深邃切盼的目光和壮志未酬的遗恨。第二天，我召集所有子女，一同来到博物馆父亲的蜡像前，对他说：“爸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奥运会要在我们中国的北京举办了！您的夙愿就要实现了。”

　　在2008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95岁的我一直守候在电视机前面，全程观看了各项比赛，每逢看到精彩处，我都会举起拳头为运动员加油；每逢中国得到金牌，我都会兴奋地跟着乐曲唱国歌。

　　父亲与张伯苓的友谊

　　父亲1895年11月20日出生于河北蠡县郑村一户农民家庭，祖辈世代务农。我祖父希望家中有个“秀才”，看到父亲聪明伶俐又好学，就把11岁的他送进郑村的新学堂。

　　在这个学堂里，他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和《论语》。我刚上三年级的时候，他让我背诵《三字经》，每到我磕磕巴巴时，他就给我提词。他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同时也爱好体育，各项运动成绩优异，尤其酷爱篮球运动。

　　父亲1907年初进入保定公理会办的同仁学堂，升入大学部就成了校篮球队的队长和中锋。大学毕业后应美国篮球运动的创始者奈斯密斯教授的高材生——蔡乐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之邀来到天津青年会体育部当练习生。从此，他与天津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1923年，他担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不久，南开学校的物理教师兼体育主任章辑伍代表张伯苓校长邀父亲到南开任教。那时，父亲与张伯苓尚无个人来往，但钦佩已久。张伯苓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他对提倡体育不遗余力、全力以赴。

　　父亲欣然接受张伯苓授权的邀请，来到南开学校相见。张伯苓先生在门口等候，一见面就连声说：“欢迎，欢迎！听说董先生从上海归来，一直想登门拜访，可惜未得空闲。前年从美国考察回来，才得知先生救了小儿锡羊，遗憾正逢董君南行，不得面谢。今天请先生来，一为致谢，二为有事相求。”

　　原来在两年前的夏天，父亲作为天津青年会的干事，带着童子部会员去游泳，张锡羊也在那里游泳，后来游到水深的地方，险些游不回岸。父亲见状赶紧把他救上岸来。见面时，被张伯苓提起，父亲笑笑说：“小事一桩，张先生无需记挂。您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尽管直言。”

　　张伯苓叹了口气，感慨地说：“教育之目的在于造就德育、体育、智育全面发展之人才，而此三育，我国大缺者为体育，中国人之身体软弱，更以读书人为甚。董先生德才兼备，我早就有耳闻。因此，很想请先生来指教我南开的学生。”

　　这些话真是说到父亲的心坎上了，但是那时父亲尚在青年会供职，不好脱离。张伯苓说：“董先生不必为难，您可在业余时间来校指教，一切报酬与在职人员等同。”父亲说：“张先生真是开明之士，爱国心切，救国心诚。我理当鼎力支持，何必谈什么报酬。”后来他坚辞报酬，所以有了义务之说。

　　父亲热爱体育简直到了倾心舍命的地步。翻看他的作息时刻表：每天上午到南开学校义务领课间操；每周的一、三、五下午3点至4点在青年会日班上体操课，4点至5点到南开学校义务指导课外篮球、足球、网球和田径；每周六乘早班火车到芦台广河中学义务指导体育；周一凌晨4点乘火车回天津……除了这些必需的工作以外，还有数不清的临时工作，如比赛、裁判、运动会的组织编排等等。其中大型的工作就有1919年的南开暑期学校体育课、1921年的华北学生夏令营的组织工作、1922年为华北教会学校教师暑期讲习会上体育课、1923年参加筹办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华北篮球队预选工作……

　　“南开五虎”篮球队

　　当时的中国有个屈辱的国际绰号，叫作“东亚病夫”。这真是民族之忧、民生之痛、国家之患。1923年，父亲远涉重洋到篮球发源地——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基督教青年会深造，还被青年会推荐到美国麻省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进修。留学的两年里，他深深感到，中国人并不缺乏运动天赋，所缺乏的是练习的机会和有效的组织。他是美国中部青年夏令营体训班网球比赛双打冠军之一，又是棒球赛的冠军成员之一。作为春田学院网球队队长，他夺得过美国东部青年会夏令营网球比赛的单打和双打冠军，为中国人争足了面子。

　　修业结束，学院极力挽留他在学院工作并且许诺了高待遇。然而父亲不为所诱，1925年7月毅然回到天津，担任了青年会体育部主任。第二年，他发起组织天津体育协进会，任会长。1928年在河北五马路倡议创建天津第一个公共体育场，使天津以“篮球之乡”驰誉全国。

　　南开学校见到父亲重返天津十分高兴，已担任了全国体协董事长的张伯苓校长重新聘请父亲为南开学校的体育指导。父亲继续义务指导南开学生的课外活动。在父亲的指导下，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开五虎”篮球队，其主力队员有唐宝堃、王锡良、李国琛、魏蓬云、刘建常。1928年南开篮球队获华北篮球赛冠军；不久，应邀赴上海，连胜华东区篮球冠军沪江大学队等三支著名篮球队；继而，又胜了正在上海的远东运动会篮球冠军菲律宾圣堤托马斯大学队；此后，远征大连、沈阳，六战六捷。1930年，南开篮球队在天津获万国篮球赛冠军，同年代表天津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获冠军，并代表中国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南开篮球队威震远东，“南开五虎”名扬神州大地。这支球队打遍全国无敌手——所向披靡。

　　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1930年，父亲离津赴北平，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授，民国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教授，但一直关注天津南开的体育运动。1936年柏林奥运会赛场上，大会组织者看不起中国教练，强调篮球裁判需要懂规则，还要会说英语。父亲一听就火了，说：“够不够格需要考核，你们来考核我们吧。”父亲曾留美多年，他的同事朋友舒鸿也有同样留学经历，而且二人都是体育系科班出身。二人凭借扎实的篮球规则和一口流利的英语，经过严格考核，最终为中国人首次执法奥运赛场赢得了宝贵的一张入场券。

　　1937年6月底，父亲刚从远方回来，卢沟桥的侵略枪声响起，“北平失陷了”。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北师大、北大和天津的北洋大学组合为西安临时大学。父亲扮作商人，就混在了逃难的人群中，搭乘英国轮船离开天津，去到青岛，后经济南，三个多月后才来到西安，在抗战中仍奔波在体育工作的第一线。1940年的6月至8月，他参与组织了重庆第一届嘉陵江水上运动会和篮球比赛，同时为当时的体育组织“新运总会”举办了两期体育短训班。

　　1941年2月1日，体协在重庆召开董事会，讨论总干事人选问题，谁也不愿担任——一无人，二无钱，连办公的地方都是借的。张伯苓只好说：“守义，还是你来干这个苦差事吧。”父亲应承下来，去啃这块硬骨头。用他的话来说：“抗拒列强，惟有增强国民体质，才能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抗战胜利了，父亲兴冲冲地赶回重庆。一落脚，他就召开了体协的干事会，讨论战后体协的复原工作，建议召开全国运动会和准备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还亲自找到孔祥熙谈申办奥运会的问题。孔祥熙表示原则支持，但要求体协与国民政府商定申办具体地点后再说。在父亲到处奔波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推延了运动会选拔赛的时间，致使原计划被打乱。国民党的高官王正廷对他说：“你太辛苦了。”

　　力争恢复新中国奥委会资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0月26日，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1951年，体总电报知会国际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根据中国在过去参加历届奥运会的关系，决定仍继续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并决定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及在奥斯陆举行的奥林匹克年会，请即将该会议程及参加会议代表之人数通知本会，以便准备参加。周恩来批准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国际奥委会的电报。

　　盛之白和谢启美受外交部差遣前往奥斯陆，意在参加国际奥委会第46届年会。因为奥委会年会只邀请委员参加，其他人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我国政府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体总系旧体协改组而来，理应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中的合法地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董越千根据大家的意见，专门起草了有关参加奥运会的专题报告。3月23日，周恩来转批了报告，批示不能重新“入会”。并且对于董越千提到过父亲的情况，周总理指示“进一步了解董守义的情况，必要时可以请他来京谈一谈”。

　　中国有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去了香港，孔祥熙去了美国，只有父亲一人留在了大陆。这样，遵照周总理专门指示，由教育部出面将他调来北京。

　　父亲的加入不仅带来了奥运知识和经验，也为体总增加了在奥委会说话的分量。盛之白的身份也与奥斯陆之行不同，他不再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的私人代表。1952年7月24日深夜，周总理接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荣高棠、黄中和父亲等人，对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作了具体指示。荣高棠任团长；黄中、吴学谦任副团长；父亲任总指导。开幕的第十天我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

　　由于台湾在此之前说，董守义已经在监狱里死掉了，来人是冒充的，以至于中国代表团刚下飞机，一位美籍国际奥委会委员一步迈到父亲身边，一边说“董先生，请原谅我的无礼”，一边把手伸进他衣服里的腋下。当时真把人搞蒙了，父亲不知怎么回事。只听得这个人大笑着说：“对了，这是真正的董守义本人。”他与父亲曾在一起工作过，洗澡的时候看见父亲腋下有一个豆粒大小的红痣。

　　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发言：“我在旧中国时，也是国际奥委会委员，还担任了多年的全国体协主要负责人。但我感到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是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

　　父亲在国家体委的日子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八次会议正式决定，在国务院增设中央体育委员会。几天后，父亲奉命调往国家体委工作。他的新生活就此展开了。虽然在当时的体委竞赛部班子里，他的年龄最大，但是他还像小伙子一样干劲十足，成天忙着查勘体育馆、测查体育院校的建设地点、筹备各种全国性运动赛事，为报刊撰写宣传体育事业的文章、普及体育知识……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我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我希望能够为人民的体育运动事业再服务一二十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感到我更年轻了。”

　　从1952年到1956年，父亲参与筹备和组织工作的大型运动会13个，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9篇。他曾被选为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先后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主任、运动司副司长等职。1954年上半年父亲当选为体总副主席，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为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届委员。

　　1955年6月，他与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等一行6人飞抵巴黎。他的这次巴黎之行有两大任务，一是参加国际奥委会第五十届会议，行使中国之代表权；二是伺机做王正廷的工作，争取让他回到内地。

　　王正廷和父亲都是从天津走出的，两个人有着深厚的交情。王正廷是民国时期外交高级官员，曾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中国体育事业很有贡献。王任职时与张群有矛盾，处处受到辖制，便辞去行政职务，担任一个虚职无权的中华体育协进会的会长。张群曾以种种借口不批王正廷要求款资的报告，造成中华奥运代表团参赛经费的严重不足。而且，父亲还为此奔走于各衙门达40多次，其中从南京到上海之间就跑了20多趟，才按照批准时的牌价领到国民政府的那笔补助。

　　王正廷对国民党政府很失望，在1948年圣诞夜之后，就从上海移居香港。1957年，76岁的王正廷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53届年会上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被国际奥委会聘为名誉委员。父亲曾亲眼看到他为中国体育事业鞠躬尽瘁，自掏腰包资助运动员。因此，父亲义不容辞地领受了这项任务，并在会上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

　　会间休息，父亲主动与王正廷打招呼，并且把他儿子王恭英(在上海居住)和老友王立煌、张治中几个人给他写的信交给了他，劝他来内地一起搞体育工作。王正廷说：“我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这次如果不是内人陪着，还真不打算来。”后来他推说很忙，没有与父亲再见面。父亲理解他是有难言的苦衷，当时在巴黎有个国民党的公使馆，可能对他造成了威胁。

　　1954年，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年会还是主张接纳台湾体育组织为会员。新中国放弃了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并在1958年8月宣布中断和国际奥委会以及9个单项国际运动联合会的关系，并从1958年6月至8月间，先后退出了1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当时父亲毅然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结束了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十一年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生涯。

　　笑告英灵：夙愿已偿

　　“文革”期间，父亲遭受到不公待遇，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耿耿赤心苍天可鉴。当1973年3月，他重新担任了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之职后，不顾自己已是78岁高龄的老人，又开始频繁出现在迎送各国和港澳体育代表团的仪式或观看比赛的赛场上，而且与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贺龙曾充分肯定地说：“董先生参加几次国际奥委会会议都表现得很好，是站在社会主义国家立场上发言的。”

　　1973年8月初的一天，周总理指示要父亲参加接见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送走日本客人后，周总理亲切地与父亲叙旧，问候了他的健康，还问起了当年南开学校的毕业生郭毓彬、黄春谷、张彭春等熟人的情况。当他问道：“董先生今年高寿？”听到回答已经78岁了，周总理惊异地扬起眉毛说：“真的吗？真看不出来，董先生比1月份见面时看起来气色好多了。”他叮嘱父亲要保重身体，又对体委领导人说：“当年我在南开读书时，董守义先生就在南开工作了，董先生是我的先生。”父亲曾经说：“周总理真是谦虚，我仅仅比他大3岁，他就一口一个先生地称呼我，这让我非常感动。”

　　后来，听说周总理病了，父亲非常担心，总想去看望；但是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想法要兑现是特别难的。然而，1976年的元旦刚过了几天，就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当父亲一早听到这个噩耗，如雷击顶，颤颤巍巍地拿出日记本，把这个消息记在本子上，泪珠大颗大颗地滴落在本子上。此刻，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不顾因肺气肿引起的阵阵胸闷气紧，亲自到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会。

　　父亲从事体育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体育家、体育教师、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并在实践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钻研运动技术，撰写了《田径赛术》《篮球训练法》《足球术》《国际奥林匹克》等七部体育著作和一百五十多篇文章。

　　他80岁回忆自己的体育路程时，十分感慨地说：“我选择了体育工作为终身职业，一开始无论家庭、朋友、同学都不能够理解。我也是在日后工作中愈发体会到体育不仅有促进身体健康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们如何做人，做一个心智也健康的中国人。所以我下定了决心，无论受到任何险阻，也要干一辈子体育工作。”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之后不久，父亲在亲友们笑语欢声的祝福中度过了他80岁的生日，他的学生和老朋友们都前来祝贺。1978年6月13日，父亲因患癌症逝世，终年83岁。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顺利开幕。父亲的遗愿实现了。可以说，他一生为了中国的奥运而奋斗！余光中有一句诗：“再长、再忙的历史，也总有这么一刻是无须争辩的吧？”历史作证，这就是父亲对祖国和同胞的赤胆忠心。

　　图① 1976年董守义与夫人合影。

　　图②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篮球队合影(二排左三为董守义)。

　　图③董守义蜡像前，董凤瑞与儿子的合影。

　　图④董守义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