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天津的文人圈里，不少人对藏书家顾训贤的名字比较熟悉，虽然他的一生远不如民国大藏书家傅增湘、陈澄中等那样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掷千金收藏精品古籍，但爱书的他，凭着对书籍的痴迷，用毕生的精力“淘书”、研究整理旧书，执著于藏书事业，成为津门爱书人的佳话。
今年90岁的顾永康老人是顾训贤先生的长子，至今，顾永康老人保留了很多当年父亲及家人整理的藏书目录，从中既能一窥顾氏藏书数量之多，也能看到一代藏书家对书籍的挚爱深情。
顾训贤一生有志于藏书完全是受家庭影响的结果，无论人生遭遇何种坎坷，也无论时局如何变幻，顾训贤在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桌前陪伴着书籍度过的。
在顾永康收藏的藏书目录中，记者看到，当年顾训贤先生的藏书种类繁多，有线装书、西文书、中文书以及各种古代碑帖等，其间，有明刻版线装书，也有康熙、乾隆年间清刻版线装书，还有十九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精装西文书，包含内容相当丰富，不仅有旧时文人必读的经史子集读物，也有博物学、语言学、文学、农业、园艺学等。
顾永康儿时居住在滨江道和山西路交口处的一栋二层小楼里，那时他家的一楼堆放着许多木质大书箱，里面满是线装书。年幼的顾永康最深的记忆便是经常从书箱里帮助祖父和父亲找书，他开玩笑地说，从小到大摸过的书可以算得上成千上万了，读书成为这个家庭生活的重心。
顾氏一门祖籍江苏南京，为书香世家，顾永康的祖父顾祖彭，字寿人，为清末翰林，做过农工商部郎中，清亡后，带着一家老小来到天津做寓公。他是天津民国时期著名的“城南诗社”成员，晚年时，读书成为其主业。顾训贤一生有志于藏书完全是受家庭影响的结果，无论人生遭遇何种坎坷，也无论时局如何变幻，顾训贤在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桌前陪伴着书籍度过的。
新中国成立前社会萧条、政局不稳，有着深厚文史修养的顾训贤1923年由南开大学毕业后，求职之路几经坎坷。他曾在天津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和天津特别三区公署短期工作，1928年通过严格的遴选，任职于河北省政府，后被任命为河北省平山县县长，但任职9个月后便离开了政府机关，后又进入天津大陆银行工作。总结父亲顾训贤的一生，顾永康评价道：“父亲一生酷爱文史，但在那个社会，苦于生活所迫，学非所用。”在他眼中，父亲只有沉浸在书的世界里，远离喧嚣尘世烦恼，内心才是宁静而惬意的。
父亲经常到废纸堆中“淘书”，那些小贩对这样的行为并不制止，选好之后以斤论价。我还记得，那个年代父亲回家时经常手里提着一大捆书，我见了就帮他搬到二楼，他拆开后翻阅研究，还会给喜欢的书包上书皮。
顾永康介绍，早年他家经济条件不好，但这并不影响父亲对书籍的钟爱，“我家不像有钱人家那样藏书有书架，更没有书房。那些大书箱中版本比较好的藏书，有很
多是祖父生前留下的，到了父亲这一代，他虽然酷爱藏书，但是对书籍版本是否有升值空间并不在意，他看重的是书籍的文化价值。从我有记忆开始，家中所有的书几乎都是他‘淘来的’。”他说。
顾训贤“淘书”的地方是旧时各地的废纸张收购站，他自己曾撰文写过这样一件事：“(1945年)夏在沪经卡德路，见旧书数捆已售诸纸商，稍检阅之，则明刊精刻之本甚多，当以伪中储券二千元购得数十种。”顾训贤“淘书”的爱好是从上大学时开始的，他曾写下“减餐为办买书钱，捆载长劳仆御肩”这样的诗句，每天省吃俭用的他，在校多年所购书籍数千卷，其中颇多罕见版本。在天津，民国时期西马路和南马路附近的废品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很多经营废纸生意的小商贩，顾永康回忆：“父亲经常到废纸堆中‘淘书’，那些小贩对这样的行为并不制止，选好之后以斤论价。父亲回家时经常手里提着一大捆书，我见了就帮他搬到二楼，他拆开后翻阅研究，还会给喜欢的书包上书皮。”顾训贤精于文史，英语水平较高，粗通德语、日语，因此所淘书中有很多外文书。顾永康觉得，父亲淘来的这些外文书也见证了民国时代天津城市的变迁，那时天津有很多外国租界，有的外国人离开中国前，将带不走的物品卖掉，其中一些书籍也流入市集；抗战结束后，日本侵略者撤出天津，天津的废品收购站中也出现了很多日文书……顾训贤将这些书籍收集起来，分类整理，使自己的藏书增添了独特的内容。
坐拥书城，顾训贤是出于对书籍特有的挚爱和阅读之癖。“他喜爱文学、博物学、园艺学等书籍，每天还会记日记，日记里极少记生活琐事，很多是他的读书札记。”顾永康说。
顾永康还回忆，父亲生前为人低调谦和，晚年尤爱与朋友吟诗为乐，虽藏书来之不易，但他从不吝惜将书籍借与他人。文史学者何德骞记得，顾训贤曾与其父何毓华是邻居，彼此交往深厚。曾经，当顾训贤得知年少的何德骞在学习绘画时，便主动把一本清代画谱借给他学习临摹。顾永康说：“除了慷慨借书，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还向当时的河北省文化局捐献过大量图书、碑帖，那时我已经去北京工作了，并不在家，没有见到捐书时的场面，但是听家人说，我家捐书的数量很多，是用卡车拉走的。”
在几十年的“淘书”生涯中，顾训贤曾为自己的母校南开大学抢救过散落世间的藏书，成为他藏书人生中值得称道的事迹。
古人说，书有四厄，说的是旧时由于水灾、火灾、战乱、虫蛀鼠咬，书籍不易保存、流传。在几十年的“淘书”生涯中，顾训贤曾为自己的母校南开大学抢救过散落世间的藏书，成为他藏书人生中值得称道的事迹。
顾训贤年少时毕业于天津新学书院，品学兼优的他1919年考入南开大学，成为南开大学创校第一届文科生。对于母校，顾训贤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生前热爱写诗，如今，我们依旧能从他的诗文中体会到他在南开读书时的经历。“传经乡里似康成，岂独黄巾识姓名。侍座共餐鱼菽饭，本来面目老书生。”说的是张伯苓曾以贴饽饽熬鱼款待诸位生徒。“镜窥蠡测喜无边，生物精微矢共研。花草虫鱼同网取，维舟八里野台前。”师从钟心煊先生学习生物学时，顾训贤曾买舟赴八里台一带采集标本，对此极有兴趣。“广长有舌笔能神，忘迹研磨兴趣真。好为史通弥缺憾，知己以后此传人。”梁启超先生在南开教授中国历史研究法，给年轻的顾训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37年，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南开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图书散落于世间，这件事令顾训贤极为痛心。偶然间，他在西马路发现了许多西文书籍，“封面已被撕毁，内容幸尚无恙，大都盖有母校图书馆章，因以廉价陆续购回，为数约百余种。”事后，他写了一篇名为《还书记》的文章记录这次巧遇，抗战结束后，他将这些书归还母校。
顾永康说，捡还母校之书曾在家中存放过一段时间，那时天津正处于抗战时期，其间还经历了一场大水，这些书籍中的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灾难，最终重归学府，不得不说是乱世中的大幸，但是顾训贤收藏的其他书籍就没那么幸运了。“我记得1939年水灾，家中一楼全被洪水浸泡，洪水退去后，一家人将书箱里的书摊在院子里，有些书烂得不成样子只能丢弃，有的书晾干后又保存了下来。”顾永康表示，“我家先前在李公祠也存有藏书，但‘七七事变’后，这些书便不见踪影，毁于战乱。”对于书籍的损失，顾训贤非常痛心，却又无可奈何，而水灾、战乱加之经济窘迫的年代，一家人不得不变卖一些书籍维持生计，这让顾氏藏书到如今所剩不到当年的千分之一。顾家如今保留下来的这些线装书，那些泛黄的书页不仅诉说着它们历经劫难的历史，也成为顾氏家族乃至民国时期天津百姓艰难生活的见证。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肖明舒
编辑：聂际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