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讯（记者 赵大明 天津报道）说起“之乎者也”，中国人都很熟悉，它们是中国古代文言体的标志。长期以来，从学界到民间，大家普遍形成了一种共识：我们的祖先不仅用文言写作，而且也用文言讲话。古人就应该是满口“之乎者也”的。
　　孟昭连教授刚刚发表的论文，对这种传统认知发起了挑战。孟教授认为，“之乎者也”从未存在于古代口语中，它们只是书面语的标点符号。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专访了孟昭连教授。
　　质疑传统 挑战定论
记者：“之乎者也”是古代汉语中的语气词，从来都没有异议。您怀疑这个结论的起因是什么？
　　教授：“之乎者也”可以说是文言文的标志，没有“之乎者也”就算不上文言。因此，怀疑“之乎者也”，也就是部分地怀疑文言。我的怀疑起因第一是直觉。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祖先，不论男女老幼，不论身份阶级，也不论受教育程度，在日常生活中都操着文言对话交流，比如用文言求爱，用文言争论，这多少有些奇怪。众所周知，文言很难学，即使对于语言专家来说也是如此。但古人为什么那么聪明，连文盲、小孩子都能熟练地说文言呢？
　　实际上，持这种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只是没有人能够回答。
　　怀疑的第二个原因是基于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既然大家公认文言高雅，优于白话，但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后来抛弃了文言而选择了白话呢？更奇怪的是，口语中不再说（或不允许说）的“之乎者也”却在书面语中继续使用，成了文人专享的“宝贝”，而且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种“写而不说”的语言现象值得怀疑，也不可思议。
　　怀疑的第三个原因是语言学界的一些传统理论不那么令人信服。例如王力先生有关文言语气词的产生与消失的论述。他说西周之前汉语口语中没有语气词，这是对的，因为甲骨文中没发现语气词。但根据王力先生的判断，春秋战国之际产生了语气词，因为此时的书面语中出现了大量的“之乎者也”。
　　这种以书面语来推断口语的理论，我认为值得怀疑。
　　大胆推理 巧妙求证
记者：怀疑与证明是两个问题。您是如何证明“之乎者也”不是古代口语的呢？
　　教授：明清时期的口语中没有“之乎者也”，这是轻易就可以证明的。因为明清小说戏曲中常拿“之乎者也”讽刺文人，把它作为酸腐文人的独特标志。如果那时大家的口语中都说“之乎者也”，这种描写就不合情理。而且，进一步可以证明的依据是，明清是白话小说的繁荣期，《金瓶梅》、《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才是明清的口语，但那些口语中并无“之乎者也”。
　　明清之前呢？这就需要文献来证明。宋僧文莹《湘山野录》中记载宋太祖讽刺赵普贤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这则材料说明，“之乎者也”只是作为书面语的文言的助词，在口语中是没有的。如果口语中有，而且大家都在使用，赵匡胤是不会这么说的。
　　这进一步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又潜心寻找唐代及之前的史料。结果正如我的推测，这些材料经过分析，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即中国历代口语中都不存在“之乎者也”。也就是说，中国古人从来都没说过“文言”。
　　见仁见智 独辟蹊径
记者：这些材料好像前人也都用过，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您的分析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教授：你说的不错。这可能与我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与人不同有关。比如我在证明唐代口语中并无“之乎者也”时，用的是柳宗元的《复杜温夫书》。这个材料许多研究者都引用过，但说明的问题完全不同。文学史家一般是赞扬柳宗元提携后进，语言学者的侧重点是对文言语气词“传疑”、“传信”的两种分类，肯定柳对语言学的贡献。他们都把目光集中在柳宗元的身上，但我更注意的是杜温夫这个小人物。他作为一个年轻书生，却分不清语气词的用法，这是难以理解的。正是因为他的这个错误，就可以断定唐代口语中是没有这些语气词的。
　　记者：为什么呢？语气词使用上的错误与口语中有无语气词能画等号吗？
　　教授：表面上看并不是一回事，但只要我们运用一个语言常识，问题就清楚了。这个常识就是：语气词是不会用错的。比如我们口语中的“啊吗呢呀”，各有各的语气，不会有人混淆为一种，即使小孩子都不会。那么，杜温夫居然会把数量有限、使用频繁的语气词用错，是他太笨吗？太笨还写了十几卷文章？这只能说明，唐代口语中并没有这些语气词，而他对前人在书面语中的用法又没有领会，所以他在写文章时就会用错。
　　标点符号 根据何在
记者：人人都知道文言书面语是没有标点的，您说“之乎者也”就是最早的标点符号，根据是什么？
　　教授：首先，说古代汉语没有标点是不符合逻辑的。发明文字的目的是为传播、保存信息，但如果书写者不注明在何处停顿，也没有语气标志，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这一点古人应该很清楚。
　　事实上，“之乎者也”是断句符号，从汉代起历代都有论述。它们的断句作用在先秦经典文本中也随处可见，有的几乎是每句句末都有，不知当代的语言学家何以熟视无睹。古人称“之乎者也”为“语已词”、“绝语辞”、“断句之助”等，都是说这些词表示一句话已经说完，阅读时要在此处停顿。这当然是指书面语，因为口语中没有“断句”问题。口语中的“断句”是自然的，是用时间的停顿来表现的，不需要专用一个词来作标志或辅助。
　　更何况，文言中的所谓“语气词”几乎都没有固定的语气，用语言学家的话说，一个语气词能表达多种语气，一种语气也可以用多种语气词来表达，连词“以”甚至被总结为30多种功能，并美其名曰“语气词的多功能”。试想，口语实践中可能存在这种乱七八糟莫衷一是的语气词吗？
　　记者：如果仅仅是为了断句，为什么不用更简单的符号而选用了汉字呢？
　　教授：如果只是单纯的断句，确实只用一两种符号即可，比如宋代的标点就用一个圈，也有的只用一个点，或一个折钩。但正如我在论文中所说，“之乎者也”除了断句，提示阅读者于此停顿，还有提示此句的语气的功能。比如现代标点符号中的“？”、“！”等，也具备这两方面的功能。由于口语中的语气不是一种，所以用来提示语气的符号也就不止一个。现代标点也有几十种，道理是一样的。另外，还要考虑到，产生“之乎者也”正值春秋战国，不同的诸侯国采用的符号也不一致，比如同是疑问语气，就有“乎”、“与”、“夫”等多种。至于何以用汉字而不用其他符号，我在论文中已有说明，主要是为了书写的美观，完全是形式问题。其实当时也出现了不少折、钩类的标点，但它们在与“之乎者也”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之乎者也” 亟待正名
记者：您认为传统古代语言研究的误区是什么？
　　教授：大家都知道，文言比较难懂难学，一些古代文人“穷经皓首”，也为的是能做到正确诠释文字。如果文言的全部构成元素都来自口语，不可能如此深奥。否则，古人从出生到完全掌握语言的表达，那得下多大的功夫？
　　其实，把“之乎者也”当成古人口语，是近代才发生的事，很可能是从清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的，是在西方拼音文字的“文字是语言的反映”理论影响下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古人说过“之乎者也”是口语，直到清雍正年间的学者袁仁林还明确表示口语中“何尝有焉、哉、乎、也等字”？也就是口语中并不存在这些语气词，而且认为叹词“呜呼”、“噫嘻”也“非言也”。
　　走入这样的误区，与中国文人的惯性思维方式有重要关系，这就是“纸上谈兵”，从书本到书本，完全脱离实践，漠视常识。再加上现代语言学者盲目接受了西方语言学观念，把古代书面语中的一切元素都当成口语，这就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解释的矛盾现象，无穷的争议因此而起，也广泛影响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继承吸收，可以说是贻害无穷。现在，该是为“之乎者也”彻底正名的时候了。
　　（本组文章原载2013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A27版）

编辑：韩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