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通俗小说的研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应该说是比较薄弱的。记得严家炎教授曾经说过，现代文学史不讲通俗武侠小说是“文学生态不平衡”的表现。其实在“五四”以前，通俗小说早就以白话的形式，风靡于市井书肆，读者群更是蔚为壮观。这个无可掩盖的现实我们不能忽略，所以不能因为提倡主流的精英文化，就埋没或轻视非主流的通俗文化，况且所谓“主流”也是个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证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论点的正确。
　　近年来情况有了一些改观，出版了一批相关的研究专著。没有大量的史料积累，没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没有几十年的研究功力是写不出这等著作和文章来的。在文化学术界，从弗洛伊德到霭理斯的理论，至今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对于中国的相关理论家从张竞生到姚灵犀，我们却不予重视，甚至往往从很猥亵的角度来揣度他们。难怪连《中国缠足史》这样的著作都要出自日本人之手。
　　我经常对研究生们说，要了解现代文学的全貌，除了读好的文学史以外，还是要认认真真地读作品，光看改编后的电影和电视剧都不行，特别是不能看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把徐志摩糟蹋得不成样子；《我这一辈子》和《日出》的泡沫剧简直就是亵渎作者；《鲁迅》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鲁迅和许广平走在夜色朦胧的旧北京，许广平说北平的夜景真美，鲁迅说景美人更美，许广平说先生你真坏！这样胡乱解构的表演真是令人喷饭。读通俗小说也应该是这样，通俗文学作品改编成戏曲和电视剧存在很多的问题。
　　有许多的事情看似是旧的，但是在潜心阅读之后，聪明的读者会发现许多文章深处隐喻着无限的新意。这也就是那些佚事遗韵，为什么会在今天文艺创作与鉴赏中，仍被人们常常提及的原因之所在。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读通俗文学研究的书既要注意民国通俗小说的微观历史，同时也要看到当今一些文化现象的宏观历史解读。
　　近年来一直进行着关于“天津精神”的大讨论，究竟什么是天津精神，成了这个城市市民争论的焦点问题。天津是我国近现代以来一座非常奇特的城市，外界对它的评价林林总总、观点众多、不一而足。它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商业重镇、戏剧曲艺之乡、华北工业的摇篮之外，在地域文化上的总结我总以为还是十分不够的。
　　单从文学创作来看，天津近代以来一直就是众所周知的通俗小说重镇，是北派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中心与大本营，它前后集中了董濯缨、董荫狐、赵焕亭、潘凫公、戴愚庵、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徐春羽、朱贞木、李山野、李燃犀、望树楼主等一批重要的作家。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派作家虽起步较晚，但他们在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无论从思想境界或艺术手法上，均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无限新意，也理所当然地为民初武侠小说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得中华通俗文学的传统得以传承延袭。这批作家支撑了通俗小说的整个文坛。
　　天津的通俗小说虽然起步稍晚，但是北派通俗小说由北入南以后，迅速风靡海上文坛，并以其质量高出一筹的水准，而使南派作品相形逊色，终将民国通俗小说创作推上了高峰。通俗小说的绝大部分作者与天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或从天津开始写作、或在天津发表作品、或于天津创办报刊、甚至有些人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因此，称天津为北方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中心并不为过。
　　文学史对于天津作家宫白羽的阐述是很不够的，我以为他是最有武侠气概的通俗小说作家。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中山路的二贤里，是武侠小说圣手宫白羽的故居。那神秘的胡同小院和青砖瓦房，其实距“觉悟社”旧址很近。在那个窗明几净的平房里，宫白羽给鲁迅、周作人等一批新文化的名人写过不少的信，著名的《十二金钱镖》就是在此处诞生的。
　　民国时代的天津印刷业、书局报馆、戏剧舞台，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许许多多的名人轶事，如果进行细微的史料钩沉，那些从二贤里到大杂院的种种历史记录，便栩栩如生地在我们面前鲜活起来。
　　在天津主持过《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先生曾经说：“天津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许多作家、学者都曾在天津生活、工作过。他们的写作也大多是从天津起步，但作品却总是由外地出版，比如曹禺的《雷雨》。解放前天津的文化出版业很不发达。”这个观点一直影响很大，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时天津的多种报纸副刊都连载过通俗小说，一时间蔚为壮观、令读者眼花缭乱。报馆出版通俗小说更是民国时期天津出版业的一大特征，因此对于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梳理与评判，要将目光投向当时的新闻业，这种特色正是沈从文先生所没有注意到的，因为他毕竟是外地人。虽然一方面是民国时期天津在新文学创作与出版上“不发达”；但是另一方面此时期天津的通俗小说（与新文学相对而言）创作与出版却又是极其繁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吊诡现象。
　　通俗文学不仅出现了一批天津籍的名家与名作，而且还吸引了许多外地作者在天津发表作品。彼时青年周恩来（1914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期间，也曾受到过时尚影响，在《敬业学报》上用“飞飞”笔名，连载了侠义小说《巾帼英雄》，对“举国昏沉”的腐朽政府进行深刻抨击。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毫无疑问与近代天津城市的崛起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紧密相关。
　　此时天津报刊业纷纷推出通俗小说连载，出现了报纸与小说互动的状况，大量的通俗小说都是由各报连载后，再由该报馆出版单行本，这种状况成为民国时期天津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一个特征。
　　近代以来的小说史料，雄辩地证明了天津这座城市的底色：也就是常常被人们提起的，那种海纳百川、正气凛然、侠肝义胆、踏实勤恳、质朴善良、爱乡乐群、苟利家国和坚韧卓绝的精神。
　　我以为文理科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有必要读一点通俗小说。在阅读中我们可以知道通俗文学的机理，了解精英和学院派以外的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全貌，补充我们现代中国文学史阅读中的不足。特别是对于治新文学的人来说，读一点通俗文学，可以发现和克服新文学中容易出现的极端主义倾向；当然在阅读中，还可以提示我们注意通俗文学中容易出现的媚世庸俗心态。

编辑：韩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