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弟
写本时代，特别是魏晋以后，纸质图书代替了简帛坟籍，用纸抄写十分方便，长宽剪裁，粘补所需，随心所欲，于是抄书、藏书、著书盛行起来，稍有文化尤其条件较好者，遂躬自动手，抄书增识，藏书便用，校书除谬。三者兼为者，刘穆之和傅隆便是代表。
刘穆之（360—417）字道和，小字道民，东晋末年莒县（今属山东）人，《宋书》《南史》并有传。他本是汉室宗亲，世代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辖区），家族衰落后，年少时过着贫穷生活，但喜欢读书，博览多通，聪明睿智，积极进取。步入仕途后，初为晋琅琊府主簿，展露出经略才能，获刘裕（即后来的刘宋开国皇帝）赏识。刘裕每次率军出征，都让他镇守京师。当时有许多大事，皆由他裁决。他处理得都很妥当，特别是在平定叛乱和扭转社会颓败风气方面，他不畏艰险，以身作则，旋致社会稳定，世风好转，后人把他比作萧何。刘裕文化不高，发布告时字写得很差，他提醒刘裕把字写好一些，以立威望，可刘裕不能，他出主意说，把字写大，一尺见方，大有所包，气势也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宋书》本传）。
刘穆之和同僚朱龄石皆能熟练处理文案，曾在刘裕面前比赛谁处理迅速，从早上到中午，穆之共处理百函，龄石仅完成八十函，且穆之百函中无误。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内总朝政，外供军旅”繁忙的情况下，“裁（通才）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同前）。就是说，他在政务之余，一有闲暇，就亲手抄书，还寻览所藏书籍，进行校勘，以正讹谬，庋为定本。
我们介绍了很多藏书家，但真正既藏亦校的不多。无独有偶，比刘穆之稍晚的傅隆，也是既藏亦校的爱书人。
傅隆（369—451）字伯祚，南朝宋北地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人，《宋书》《南史》并有传。他祖父和父亲皆早亡，又无近属，所以少年孤独贫穷，但早慧有品。他十四岁时步入仕途，有能名，先后做过参军、左丞、县令、郡守等，终太常官。《宋书》本传说他“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指《仪礼》《周礼》《礼记》），谨于奉公，常手抄书籍。”就是说，他致仕后，在家仍读书研学，还经常手抄图书。又据《南齐书·虞玩之传》记载：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由此而知，傅隆藏书皆其手抄所积，而且还经常审查、校勘、订误。
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皆赖这些爱书、藏书、校书者，才得以少误而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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