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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学者散文的别样气象(图)
来源: 天津日报2024年3月5日12版发稿时间:2024-03-06 10:53

  黄桂元

  最初看到《习惯温暖》的书名,我的第一反应是小有好奇。罗振亚教授本是地地道道的黑龙江人,生长于冰天雪地的东北严寒地区,不是应该“习惯寒冷”吗?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悟出,罗振亚笔下的“温暖”与气候学意义无关,可以理解为蓬勃人生的大温暖、大写意。他的写作视域与角色也随之转换,不再聚焦于所擅长的诗学思考、诗性阐发与诗意言说,而呈现出另一种“散文”气象。

  《习惯温暖》分四辑,即“和亲人说会儿话”“拔节与开花的声音”“在黑土地上打滚儿”“拾贝的日子”。前部分散文展示了其丰富的个人性情风貌,后部分收入的是一些即兴随笔。组合起来,便是罗振亚人生与事业的完整“拼图”和岁月见证。

  罗振亚的故乡是讷河县(后改为县级市)和盛乡,一个位于小兴安岭西麓、松嫩平原北端的偏僻村庄。那是他的生命起点和人生摇篮。16岁那年,这位青涩的农家少年离别家乡的黑土地,到哈尔滨读书4年。他20岁大学毕业,赴黑河师范专科学校支边执教。黑河的地理位置更靠北,年平均气温为零下1.3到零下0.4℃,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最近距离仅750米,妥妥的祖国边陲。他回忆第一次给学生上课,很有些怯生生,他进教室走在踏板上时故意用劲儿,为的是给自己壮胆。讲课过程中,“每隔几分钟,就把手拄在讲桌上,以支撑有点儿打摽儿的双腿”(《初上讲台》),两年下来,他逐渐找到了感觉,变得从容而自信。

  接下来的20年里,罗振亚从读硕士、博士到成为博士生导师,借助于天赋加刻苦,闯荡学海,打拼人生,在“他乡”一步一个风景,在诗学研究领域自带气场,著述颇丰,备受好评。这个过程,自然是一言难尽。在罗振亚看来,无论经历多大挑战,走过多远路途,心有“家”在,动力就在。他感恩故土根脉,年年回老家已经成了其一种自觉行为和生活习惯,自言“人活一辈子,谁也不可能离开家,甚至可以说,人生就是一次次回家的旅行,不是在家中,就在赶往家中的路上”(《回家》)。这个家,就是他内在的人生支点。

  由于地理环境、气候风物和民俗习性的诸多原因,北方作家相比于南方作家,文学风格与笔墨韵味的不同是显见的。这种不同,在东北作家与江南作家的散文写作中,则更具辨识度。东北作家的文字多是冷硬的,沉实的,粗放的,大气的,没有那么多飘逸、婉约、俏丽和纤细。罗振亚的散文透着浓郁的东北人文气息,虽一直在大学执教,却多是以本色示人,毫无一般的“文人气”。40岁那年的深秋,他曾到流经家乡的讷谟尔河畔“寻根”,眼前的滔滔河水倏忽间变成了滚滚逝水,“几声南去的雁叫一瞬间划破了寂寥的长空,时间的塔台恍惚间振动了一下”,数千年的变迁与繁衍,在两岸形成了多民族的烟火人间与灿烂文化,“两岸的人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一睡一醒之间,无数个朝代过去了,众多的人成了过客”。这时候,他像是经受了一次文化源头的洗礼,“在我和讷谟尔河的相互打量、对望中,河与我已经逐渐彼此难分,说不清是河像我,还是我更像河。细细想来,我这样一介身无长物的凡夫俗子,却能够一直在土地上稳健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不正是源于母亲河的精神塑造吗”(《站在讷谟尔河畔》)?

  罗振亚心态阳光,做人通透,最在乎的就是亲情和师生情。他乐于在散文中把自己还原为儿子、长兄、女婿、丈夫、父亲。他在离乡的数年时光中,默默读懂了父亲母亲的孤独,“谁都是一个人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再一个人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途中会不断遇到一些人,他们陪你走上一段,但是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又有一些新的旅伴加入,只是当你抵达目的地时,发现剩下的还是你自己”(《独坐黄昏》)。人生艰难,不进则退,岳父关于“生活就是战斗”的激励时常响在耳边,成为其不断前行的座右铭。他回望自己读硕读博时的老师,感恩之情,山高水长,而写到弟子的成长与成就则如数家珍,爱才之心,溢于言表。

  罗振亚的随笔大多精短,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较之其长篇宏论,类似于学术主业之余的“边角料”,却不乏锐见,同样具有“含金量”。在《还原萧红的本真面貌吧》中,他注意到某段时期的“萧红热”中,出现了一个违逆历史真相的误读现象。才女作家萧红一生的感情命运非常坎坷、不幸,多少年来一直被读者甚至学界所同情,但这里有个容易忽视的问题,“一个男人不好,是所嫁非人,两个男人不好,也是所嫁非人,而四个男人都不好,恐怕毛病就不都是出自对方,说明萧红对自己的不幸也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她的性格也有严重的缺陷”。由此他主张,人是人,文是文,分开看可能更切近实际。同时,他善于从人们熟视无睹的寻常细节发现更深层的因果关系。他在日本爱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一些日本女子的眼神和笑容似曾相识,“差不多是日本女性所共有的一种表情和姿态”(《拷贝的微笑》),那样的“微笑”来自后天培训,是高度拷贝的结果,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随笔话题一旦进入文学写作,罗振亚更是思维跳跃,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在《与诗共舞,永远年轻》中,他指出要成为优秀的诗歌批评者,需要兼容“显微镜”的透视之功和“望远镜”的统摄之力,协调微观细察与宏观扫描,既见“树”又见“林”,处理好个案批评和整体研究的关系,堪称经验之谈。谈及散文写作现状,他直言其间弊端不少,诸如“一窝蜂”的同质化、偏于抒情与记事的“自恋症”、“贪”大文化情结日益膨胀、“散文”的强调过盛,等等。他反感“文胜于质”,形式大于内容,认为散文“瘦身”是大势所趋,要“彻底从‘像散文’的思维怪圈中走出”(《散文的不良面相》)。如此良药苦口,实有标本兼治之效。

  在他看来,一个文学研究者特别是从事写作学研究的学者,最好也应该“下水”,你可以写得不好,这没关系,但写不写则完全不一样。写作课属性之一就是实践性大于理论性,“教师最好具有对学生的引领作用,不仅专职,更要专业,不仅言传,更要身教”。诚哉斯言。同时,“写作课老师最好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位置,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由师生向朋友转化,平等地对话”,并提醒同行,“学生是个群体,其思维水平特别是知识视野会远远超出老师的覆盖”(《研究者要不要写作》)。读之,一位成熟学术导师的襟怀与睿智跃然纸上。

  《习惯温暖》视域辽阔,言之有物,格调质朴,其明白如话的行文风格,与罗振亚近乎唯美的诗学研究话语形成鲜明反差。他写散文,不会做高深莫测之态,也不会弄风花雪月之姿,从来是开门见山,精准入题,拒绝炫技,远离卖弄。用深邃的笔墨搞学术,用浅白的文字写散文,学者眼光与平民情怀互为印证,相映生辉,应该说,这是写作智慧,也是笔墨能力。

  审核:韦承金

编辑: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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