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开大学“南开讲席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原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长，陈洪指导了不少硕博士研究生，做了一些有益尝试，也收获了一些心得和方法。
谈到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本身的问题，陈洪说：“第一，咱们规定的学制太短。在国外，想拿一个文科的博士，没有说三年就行的。不是都可以延长吗？问题是延长了连住宿都没法保证。而且一延长，超出标准学制，将来找工作又是问题。实际上，应该把研究生的课程作为论文写作的资格，和论文的写作适当分离，可能会比较好。课程全通过了，有了资格了，你自己去写，两年写出来也行，五年写出来也可以，在这期间你去工作也可以。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既可以保证质量，又减轻国家负担。
“第二，就是强调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要发表论文。这个事害人匪浅。这事是从哪来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注重学校和学科排名的时候，南方某大学先玩了这么一手，强调自己的学生必须要在刊物上发两篇文章。干吗呢？一统计学校的论文数，它就排到前面去了。后来别的学校就开始蔓延开了。
“当时，南开抵制最厉害的是我和历史系主任朱凤瀚。每次开有关的会议，我们俩坚决抵制这件事。我们举好多例子，指出学制本来就短，学生需要大量读书、思考、讨论。急着发东西，过去认为是当学生的大忌，太急功近利了！其实教育法、学位法，哪儿有这一条啊。蔓延开了之后，想一想全国一共才有多少刊物，每一个学生就要发两篇以上，再加上教师、研究人员的量化考核，怎么能发得过来——且不论发出来有多大意义！可是不发的话，这人生就有问题了，饭碗就没了。你上网看看，有多少干这行的：你这交给我多少钱，我保证给你发一个什么论文。然后，刊物本身也腐败了。这种大量的论文制造、堆积，也造成学术的泡沫和腐败。过去那些老教授，多数一辈子可能就是三两篇文章，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本书，也可能还没有一本书。但是他教课很认真，他述而不作，把文化认真传递下来。我觉得比堆积数量好得多。”
杨阿敏（摘自《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
审核：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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