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池先生（本报资料片）
□罗振亚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史楼三楼，每逢张锦池老师在哪个教室里上课，哪个教室就人满为患，座位不够坐，过道、窗台、门口甚至挨近门口的走廊，都是人。没听过的自然不放过机会，听过的有的还要听第二遍，第三遍。那是1980年代校园里一道十分靓丽的风景。
当时，张锦池老师还是副教授，穿着随意，表情略显严肃，生在江苏、长在上海、工作在黑龙江的经历，使他的口音南腔北调。讲到兴头上，他不时要抽上一支黄盒的桂花烟，好像也不太讲究什么所谓的教学方法和教态，站上一会儿有时就用两肘拄在讲台上，有一次可能是累了，后背直接靠在黑板上，待他再转过身去写字时，衣服上满是粉笔灰，似乎还能辨析出一两个字。看上去，张老师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只要站在讲台上，却顿时精神抖擞，风采自出，一届一届的学生接连成了“张迷”。从《红楼梦》“大幸者的不幸，大善者的不善”的审美视点透析，到《水浒传》乃乱世忠义的颂歌主题倾向考释，从孙悟空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血统来源梳理，到《三国演义》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败之本的三本思想及拥刘反曹思想指认，每个问题一经张老师娓娓道来，便新见迭起，异常鲜活；尤其是他在没有联系的两点之间发现联系的思维能力和方法，有出人意料之妙，打个不很恰当的比喻，就像打乒乓球时球发得极为古怪刁钻，往往不按常规的路线行走，可落点特别好，让对方防不胜防，出奇制胜，更令听者脑洞大开，甚为叹服。
张老师多次提及，在全国高等学府里哈尔滨师范大学绝对属于“第三世界”。那么为什么非名校里却有名师，“小庙”里出了“大和尚”呢？说来一点也不奇怪。张老师本身就来自于“第一世界”北京大学，是因为父母当年逃难离开，十二岁的他“三毛”一样在上海流浪，共产党给了他活下去、读书的机会，出于感恩，他1963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时，经过四次申请要支援边疆建设，才被批准到哈尔滨师范学院教书。大学期间，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书如饥似渴，其“求异”思维经常让学府里的先生们头疼，却都很喜欢他，所以他所有科目都得了五分；尤其是十分赏识他的吴组缃、吴小如两位先生，为他日后的古代小说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深远；林庚先生指导他关于庾信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对唐诗影响的毕业论文，无疑也拓宽了他的知识视野，清楚了渊博对一个学者的重要性。
工作后，张老师一如既往地视学术为生命，并逐渐摸索出一条独特的学者之路，即时时强化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让二者相互渗透，彼此助力，以科研推动教学。他的讲稿从来都写得工工整整，一字不苟，很多研究成果都是从教学过程中得来，甚至直接源于讲稿，发表后再回过头指导教学，最终提高教学质量的品位。即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那几年，对学问也从没放松，他说《红楼十二论》中的好几篇文章都是在学校“开门办学”那段学工时，边开轧道机边打下腹稿的。正是由于厚积薄发，张老师在新时期一开始就能在讲台上“先声夺人”，语惊四座，深受同学们欢迎。
倏忽之间，岁月之足便踏入了1990年代的门槛，高校一切都在正常运转，教师问教，学生向学，风清气正。应该说，和风云讲坛、在国内学术界刚刚崭露头角的当初相比，这时张锦池老师的学术造诣已经愈加深厚了，他早成为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家，影响日隆，先后再版《红楼十二论》，出版《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西游记考论》《红楼梦考论》等专著，是边远省份为数不多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专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争取到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我也见证过这位学术大师级老人对有些现象的无奈与失望。大约在2005年前后，张锦池老师受邀为新入学的研究生做一次学术讲座，记得当时他讲的题目是《阿Q的远祖——猪八戒形象漫论》。张老师分别从猪八戒的胎记长喙大耳、胎记贪吃贪睡、胎记色胆如天三层展开论述，洋洋洒洒，酣畅淋漓，最终断言，猪八戒可以看作阿Q的远祖。应该说，讲座视角新颖，观点独到，对年轻的研究生极其富于启发性。可在提问环节，一位二年级的博士生却突然站起来发问：“张老师，现在您研究猪八戒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吗？”我发现，张老师当时愣了半晌不知怎么回答是好。后来听护送张老师回家的年轻教师告诉我，张老师回去的路上大声连呼：“悲哀啊，悲哀啊！”我在大学毕业前夕曾经随张老师参加教育实习一个月，了解他的性格，更了解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对学问是怎样的视若生命，为学术横遭践踏又该怎样痛苦啊！
听过年轻教师的转述，我隐约地感到，时代的列车在风驰电掣、一路快速向前狂奔的同时，一道精神伤口在一些人那里悄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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