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新宇
蔡元培看上去很柔和，而且善于退让，正如他自己所说：难进易退。往前走不动时，他就退一步，他一次又一次辞职，表现出的就是这一面。但他又是一个做事的，能做事，敢做事，敢破敢立，敢担当：在知识分子当中，这很难得。
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孙文把任命状交给他，他问：教育部在哪里办公？孙大总统说：这要你自己去找。这位新上任的教育总长，带着两个同事，在南京城跑了好几天，才找到一个办公的地方，挂起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牌子。办公条件极其简陋，但他和同事们，开始是几个人，后来是十几个人，却在短短的时间里制定了种种法令，完成了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初创。
教育部，无法不面对清朝学部所定的教育宗旨。蔡元培首先废除的是“忠君”和“尊孔”。他的理由是：“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皇帝退位了，废除忠君比较容易，但废尊孔，就需要勇气。因为是否尊孔，在后来若干年中，都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蔡元培却废除了尊孔，而且在小学课程中废除了读经。
在教育宗旨中，他加进了“公民道德”和“美育”。何谓公民道德？他的解释是：“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揭示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说到蔡元培有担当，敢作为。我又想起了一件事：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到前门外的一家客店拜访陈独秀。这时的蔡元培刚接受黎元洪大总统的任命，即将出任北大校长。他正在考虑如何改革北大的不良状况，如何制订北大的教学方针，如何把北大办成真正的现代大学。为此，他要聘任新的教员，引进更多人才。历史，就这样让他和陈独秀再次走到了一起。
至于究竟是谁向蔡元培引荐了陈独秀，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说是他向蔡元培推荐的，而且是由他与陈独秀联系的。但蔡元培却说是汤尔和推荐的。从汤尔和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住处，蔡元培立即前往拜访。
这时的陈独秀从政治革命走向了文化革命。他创办《新青年》，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要为民主共和国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新的事业刚刚开始，当然舍不得放手。蔡元培让他把《新青年》带到北京，结果是成就了一件大事。
无论对于北京大学，还是对于《新青年》，这都是一件大事，难得的机会。就《新青年》而言，此时第2卷第5号已经在上海印出，只准备在1917年1月1日发行。也正是在这一期上，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枪。《新青年》到北京来办，意味着文学革命将与中国的最高学府联系在一起，也意味着《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将获得北京大学这个平台，获得更多的作者和读者，并在这里形成新文化的阵营。而就北京大学来说，因为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到来，它将从此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学府，而是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焦点，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北大文科学长，属于荐任官，高等文官，校长没有委任的权力，就像鲁迅的教育部佥事一样，需要大总统亲自任命。所以蔡元培需要向总统推荐。做大学的文科学长，需要学历，需要经验。为此，蔡元培不惜虚报陈独秀的学历，说他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大学。说他做过安徽公学的教务长，做过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的校长。事实上，陈独秀虽然四次留学日本，却都没有拿到任何文凭，更没做过教务长和什么校长。这就是蔡元培，他仍然不会老老实实地循规蹈矩，他看中了陈独秀，要用他，就敢于破格去做。
说到他做北大校长，无须我多说。大家知道，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迅速从腐朽的旧躯壳中获得新生。蔡元培致力于高等学校与国际公认的标准接轨，推动了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实现。他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学生能力，完成学生人格，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一种工具。
他把教授治校视为保障教育独立的根本措施。在推动教育独立和教授治校的同时，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他认为在现代国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绝对原则，而大学更是如此。在他看来，如果大学里没有思想自由，就算不上大学。“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因为蔡元培的努力，北京大学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摇篮。
原文链接：http://epaper.jwb.com.cn/jwb/html/2022-07/05/content_15364_6406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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