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就在章太炎和邹容入狱之后，蔡元培进入一生中最激进也最激烈的岁月。
谁能想到呢？文质彬彬的翰林公，温和宽厚的谦谦君子，却成了一个暗杀团的首领！在上海租了房子，亲自动手制造炸弹！人手不够，请来一个帮忙的，谁？章士钊。人手还不够，再找人，让章士钊找人，又找来一个：陈独秀！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后来的北大校长、北大教授、文科学长，这时在一起造炸弹。
这是一个时代现象。不仅是他们，还有大家都知道的许多人：吴樾、徐锡麟、秋瑾，直到汪精卫，一个又一个，视死如归，壮怀激烈。吴樾等人都死了，只有汪精卫活了下来。当时的汪精卫，那么年轻，人长得帅，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漂亮，24岁，已经是同盟会最高层的领导人，却要亲自去刺杀摄政王。事不成，入狱了，还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样的诗句。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如果在抗日战争之前去世，汪精卫是多么光彩夺目的人物！那样，他和陈璧君的爱情故事，也能成为现代爱情经典了。我曾想编一本《中国现代爱情经典故事》，首先选的就是陈璧君与汪精卫。
一个个文弱书生，都成了战士，抱了必死的决心却当刺客。那一代书生怎么了？其实很简单，它与理想的召唤有关，与理想的追求受阻有关。对于不合理的统治而言，开放是可怕的。人的适应力极强，孩子生下来就给他套上枷锁，让他在枷锁下长大，教他跪着行走，未必不能适应，甚至会造就特色，创造奇迹，但条件是不能让他看到自由人。如果看到有人不戴枷锁，自由地奔跑和跳跃，情况就不同了，对自由的追求就会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如果和平实现这种追求的路被堵死，焦急和无奈中就会做最后的选择：拼命。1904年前后，历史就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于是一代文弱书生被迫腰里掖上了枪，怀里揣上了炸弹。透过历史的烟尘，我看到的是那一代人的理想和激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阳刚之气和血性，英勇悲壮，可歌可泣。
他们的事业很险，也很难。他们的行动大多是失败的。从吴樾到汪精卫，都是失败的。但是也有成功者，比如那一代刺客中的最后一个——彭家珍。当历史到了某种时刻，某个人成了关键，面对特定的绊脚石，以这种形式去爆破它，是不是也是一种有效方法？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换取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很合算？历史留下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彭家珍，就很难有袁世凯的成功。依靠民军的力量，要战胜清军，还需要多少人的牺牲？而有了彭家珍的那颗炸弹，第二天的御前会议上，就没有了主战者。这才使袁世凯能够完成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历史使命。朋友们应该知道，体制内的变革力量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外部压力。就此而言，蔡元培的那段历史，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的那种选择，是无法否定的，并不是一句选择了暴力革命就能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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