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鸣
每每谈论到刘公泽华，我便会忆起一段往事。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陪侍先师黄公宣民先生南下江西永新考察晚明平民儒者颜山农故里，乘当时开通不久的大京九线，列车过白沟后，黄师对我慨言：“晚明鹿善继就是邻近这儿的定兴人。南开大学的刘泽华教授也是这儿的人。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啊！伯顺（鹿善继字伯顺）气节著于史，刘先生的品节风骨同样也值得称道啊！”
实在说来，我当时并没有真正体会和领悟黄师这番话的意义。直到近两年来，因了新冠病毒不时肆虐而不敢轻易外行，索性静居读书、思考和写作，于是将鹿善继和刘公的论著都从历史的角度做了番认真、系统的梳理。由此而对黄师当年的话有了较真切的体会。这里仅述两点：
一是他们都是很认真的。鹿善继六十岁时，将自己的文字汇而成辑，计有十五种。高阳孙承宗据其生平大旨，将这部集子命名为《认真草》，并在为此书所作序中对“认真”予以阐释，更对善继的“认真”加以肯定。刘公其实也是位极认真的人。姑且不说他治学严谨，凡有所论必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这里我想讲的是，至少自周秦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就一直是王权专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古代的史家，包括近代以来的史家，面对着的就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刘公当然也是如此，但当面对这历史，深入考究，又探究出“权力支配社会”这样一个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而又塑建了民族普泛性文化心理的奥秘。此非其认真精神充分体现否？
二是他们都很有品节风骨，堪称慷慨悲歌之士。鹿善继以天下国家为怀，敢于留“金花”夺帝利，忤首辅而抒胸臆，屡边关涉危境而生死不顾，历辛苦居首功而去官家居，无守土之责却毅然独身守城以致遭七刃复一矢而惨死于荒园。刘公一生虽没有如此悲壮惨烈，但他始终在不断思考，坚守原则，永葆真性，实践了他所主张的真正史家要才、学、识、德、胆兼具，并以其天下情怀而倡呼史学家要关注现实、关注民众、关注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充分体现出他的胆识和风骨。
呜呼，诚哉吾师黄公之言，古之伯顺品铭千古，今之泽华辉照天地。微斯人也，真君子，真豪杰，真吾儒精粹而彰显华夏精神！
当然，刘公与鹿善继终究有着重大的区别。对于善继来说，他虽然身处衰世，对昏君乃至帝制已失望透顶，但他始终对君上还是恪守忠德的，只不过是辞官一去，以“江村渔隐”来隐晦地表露出自己的心迹。而在近世以来中国由传统的王权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变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刘公，虽伴随着转型过程中的苦痛而身历了种种曲折和艰辛，但最终坚挺起不屈脊梁，并发出“学会做公民”的呼吁。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公的现实意义乃至未来性意义，大约要大于伯顺鹿子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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