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民

　　今年4月12日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先生诞生162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缅怀这位慈溪籍爱国教育家毕生矢志不渝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地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和卓越贡献，特撰写本文以示纪念。

　　严修先生生平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原籍浙江慈溪（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186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世业盐商。他是清末宁波巨商严信厚的族侄。

　　严修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他幼年接受传统教育，饱读经史子集。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廷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和学部侍郎（相当于教育部副部长）。

　　戊戌变法失败后，严修辞职返乡。他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疾呼教育必须革新，并身体力行地努力践行教育救国的思想和理念。从1904年始，他与张伯苓一起在天津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作为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办新式大学的成功典范，严修为它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教育的极大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使人感怀和钦敬。严修被尊称为“南开校父”。

　　严修晚年还在天津倡导组建了城南诗社、崇化学会等。他的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已辑录出版的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

　　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与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并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其还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

　　1929年3月14日，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六十九岁。

　　严修的教育思想

　　和办学业绩

　　严修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攀上了封建统治阶层。但是与一般的封建官吏不同，他以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阽危的严峻。他勇敢地走出迂腐颟顸的封建营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1894年他任贵州学政，推广新学，选拔人才，历时四载，开启黔省一代文风，被当地誉为“经师兼人师”。1897年严修任满北返，时值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后，政治窳败，外侮日亟，国势危殆。先生忧国忧民，他认为：“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他又认为：“方今之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尤非尽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

　　在戊戌变法前夕，1897年10月19日严修冒着杀头的风险，奏请光绪皇帝废除科举，开设讲授现代科技和文化知识的新式学科——“经济特科”。他的这一主张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之源点”，次年光绪皇帝准奏。没想到严修此举惹怒了朝廷中的顽固派，除留编修虚职外，他被罢免全部兼职。是年，他愤而辞官，回到天津专心兴办新式教育。

　　严修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其严氏家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我国近现代著名爱国教育家，与严修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来教家塾，讲授数理化、英语和体育等新课程，开津门西学之先。他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

　　严修大力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开拓者之一。他在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将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1902年到1904年间，严修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

　　之后，他与张伯苓决定将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天津富商王益孙的家塾）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严修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

　　1918年，严修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两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由于严修的积极倡导，当时的天津成为我国北方的教育先进地区。

　　严修对南开大学

　　早期发展的贡献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在《教育史上的奇迹——阅读“南开”》一文中说：“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崛起。”

　　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馆”时期的六个学生，发展到1948年的包括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学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由于期间几十年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严修和他的继承者张伯苓能开创出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无不为之深表敬佩。

　　严修先生对南开大学早期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为南开大学的筹建呕心沥血、身体力行

　　二十世纪初叶，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中国最急切之要求”。严修和张伯苓没有陶醉于已取得的办学成就中，他们深感我国教育之落后，中学只能授予普通知识，而普通知识是国民教育的初步，远不能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要。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们胸中燃烧：一定要不失时机地适应社会的呼唤，创办南开大学部。

　　当时，北京的许多大学正债台高筑，连国立大学都穷得几乎要关门了。而严修和张伯苓竟要创办私立大学，全社会都在拭目以待。迎着众多怀疑的目光，严修、张伯苓壮志踌躇、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1916年，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严修与张伯苓大胆开办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这是南开办大学的滥觞，是很艰难的一步。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经费短缺，师资匮乏，难以为继。严修没有灰心气馁，经商定先由张伯苓于191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随后，严修于1918年亲自赴美国参观考察。

　　严修用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程。他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美期间，他还与张伯苓一起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他们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给予严修很多启发，严修还从这些留学生中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以极大的勇气和自信心开始了创办大学的漫漫征程。

　　1919年初，农历春节刚过几天，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和刚刚丧子的巨大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风尘仆仆地奔波于京津两地。他们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他们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此后又派人遍访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襄助。

　　为了筹款，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次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没有自卑、自惭。张伯苓曾感慨地说：“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南开大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正式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

　　严修在南开大学最初发展中，曾以个人财力、物力给过学校很大支持。1919年他捐赠南开大学购书款2000美元，同年还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多，折洋18130元；1924年又把《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上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无不缘自他的名望和关系。如1921年江苏督军李纯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就是由其弟李馨致函严修，并派员与严修的代表洽商拨交手续的。1922年严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开大学震义银行存款票据8万元，也是经由严修转交南开大学的。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二、为南开大学提出了正确的办学理念

　　严修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南开大学支持，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南开大学初建时，严修就和张伯苓一起提出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设文、理、商三科（后改称学院）。当今天我们以一个回顾的视阈看那时北京、上海等地开办的许多私立大学，都只是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而教师更是抱着线装书去上课的情形时，更感到南开在办校伊始就在文科以外设立理科和商科，并聘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的举动，足见严修、张伯苓作为杰出教育家的远见卓识。

　　严修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

　　对于南开文科的发展，严修和张伯苓曾聘请饮誉海内外的政治活动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梁启超来南开演讲，还为全校学生开设必修课——“中国文化史”，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他们还拟与梁启超联合，吸纳优秀人才，使南开文科在全国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梁启超对此也信心十足，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后来，梁启超的这个计划因故未能实现，他又计划在南开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采用半学校半书院制，院舍在南开，课程与南开保持相当的联系，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严修、张伯苓对此十分赞成，多次与梁启超研究磋商。

　　在理工科设置和教学上，严修主张既学习和借鉴欧美的先进经验，又结合本国实际，不简单照搬照抄。他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科学的主张，坚持“土货化”，即本土化改革。他和张伯苓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使南开大学比较好地适应了天津及我国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为南开大学选了一位好校长

　　在办南开教育上，严修一直把张伯苓视为知己和同志。他十分信任和支持张伯苓。张伯苓最初主持南开教育是极不容易的，社会上并不理解南开大学建校的初衷和主张，认为南开大学要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校长。面对社会的巨大压力，正是严修一如既往地给予了张伯苓坚强的支持。

　　张伯苓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三十年，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严修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历史已经证明，张伯苓无愧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南开之所以办出骄人的成绩，南开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所享誉中外的著名大学，张伯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严修先生高瞻远瞩，他为南开大学选了一位好校长，这是他对南开的卓越贡献。

　　严修和周恩来的

　　师生情谊

　　1913年2月，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由沈阳来天津长芦盐运司任职，年方15岁的周恩来随伯父来到了天津。1913年8月，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中学，编入一年级乙三班学习。他同住在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的伯母周杨氏一起生活。周恩来平时住校，只有星期天才回家看望伯母。

　　周恩来的到来，很快受到他的授课老师伉乃如的器重。伉乃如向严修、张伯苓举荐周恩来，说这是一个天才，将来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张伯苓也认为，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严修十分欣喜，见过周恩来，他认为这个学生有“宰相之相”，是“宰相之材”。1915年9月，周恩来亲访严府，为他所主编的《敬业》杂志封面求取题字。1916年，全校举行作文比赛，由严修亲自阅卷和选拔。周恩来选作的“调能动物论”，获得全校第一名，严修亲笔题写了“含英咀华”四个字，赠送给周恩来。

　　在南开求学时期的

　　周恩来

　　在南开这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环境中，周恩来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严修始终对周恩来这位少年英俊、思维敏捷、学识深厚的青年人寄予厚望，甚至到了宠爱的地步。严修曾有意将自己一个钟爱的女儿许配给他，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婉拒了这门亲事。严修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看重这位不图财势、坚持自己主见的年轻人。严修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依然情有独钟，周恩来也始终如一地敬重和爱戴恩师严修先生。

　　当校方得知周恩来家境困难时，便给他找些抄写和刻蜡版的工作，好让他增加点收入，后来又免掉他的学杂费，周恩来是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当时初高中学制四年），并获金质奖章与奖状，在师长们的帮助下赴日本东京留学。

　　1918年4月，严修赴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在东京短暂逗留了几天。周恩来获悉后，马上赶去看望恩师，并一直相伴左右，师生两人畅谈到深夜。当严修把南开大学即将成立的消息告诉自己最钟爱的学生，欢迎他回南开深造时，周恩来为母校的发展感到欢欣鼓舞。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经严修、张伯苓考核后同意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周恩来的注册报到号是“62”。周恩来入大学后，成为南开和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

　　1920年1月7日，周恩来因参加“五四运动”而遭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当全体被捕者出狱时，迫于直隶省教育厅的压力，学校无奈开除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被捕学生，这引起了众多师生的强烈不满。严修出于爱才，捐款7000银洋，在南开设立“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另一名学生李福景出国深造。同年10月，他写信给中国驻英国公使顾维钧，介绍周恩来去英国留学。1920年深秋，周恩来怀着对南开的一片深情，依依惜别，离开母校，踏上了旅欧的新征途。

　　周恩来抵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有书信往来，保持密切联系。为资助周恩来，严修特地在严家账目上为周恩来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亲自交给周恩来支票携走外，以后三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1922年农历正月初五，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地去严府拜谢。

　　由于严修在经济上的帮助，使周恩来免受饥馁之苦，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当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以后，有人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却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奉答，继续汇款。

　　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恩师。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多次拜见张伯苓，问及有否严修先生的照片。1950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设便宴招待张伯苓时，张伯苓特地冲洗了一张严修的照片送给他。周恩来接过照片仔细端详，感慨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啦，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吃饭时，端上一碗汤来，周恩来又深情地说：“严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

　　周恩来对严修先生对他的资助和赏识始终未曾忘怀。1959年，周恩来总理来南开大学视察后，在吃饭时向老校友们感叹：“严老先生把毕生贡献给了教育事业，非常敬佩和怀念他。”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要整理他的日记，好好研究他的教育思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总理和邓颖超来天津时，都要去看望严老先生的后代，嘱托严修之孙严仁曾编写《严修年谱》，并将他安排到天津文史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

　　严修先生慧眼识英才，是他爱才如命、义无反顾地资助和培养了周恩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他是相中周恩来这匹“千里马”的伯乐。这是严修先生对我们国家、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我的几点感悟和体会

　　一、严修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和张伯苓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座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丰碑。

　　一百多年来，南开系列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共和国的两代总理周恩来、温家宝；九位副国级（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人；一百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包括一位中科院院长和一位中国工程院院长；还培养了一大批哲学与社会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的名人。这是南开对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重大贡献。

　　二、“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南开是一群不服气的中国人在风雨飘摇、民族危亡的时候，为了救国，挺起脊梁办起来的。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南开系列学校为国家培养的是一心为公、能力卓越、开拓创新的建设人才。长期以来，无论是享誉海内外的南开大学，还是天津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四川自贡蜀光中学等中国所有“南开”品牌的学校，均被公认为一流名校。“得入南开，便可放心”，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非同凡响，被世人誉为教育界的“南开现象”。

　　上述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严修、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是适应中国国情、顺应中国发展规律的。南开先贤“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正在被一代又一代的南开学人传承和发扬光大，令人感到非常欣喜。

　　三、作为一个慈溪人，毕生在“慈溪人”创办的大学里读书教书，我深感荣幸，并引以为傲。深情地感恩母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将永远爱南开。

　　在2000年至2017年的十八年间，我在做好教学科研本职工作之余兼任了南开大学浙江省招生组组长。作为一个“志愿者”，我以“揽天下英才而育之”为己任和快乐，为南开大学在浙江省的招生工作尽职尽力，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我在浙江全省十六所一级重点中学建立了南开的“优质生源基地”，其中包括“南开校父”严修故乡的慈溪中学。现在南开大学已经成为广大浙江考生热捧的高校，越来越多的浙江学子选择去南开深造。他们在南开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培养，毕业后普遍受到社会欢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正在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我想如果严修先生在天有灵，当他看到自己亲手创建的南开系列学校蓬勃发展，取得如此骄人的办学成就，一定会无比欣慰。

　　坚信南开大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朝着创办“国际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坚定地前行，必将越办越好，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编辑：付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