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郭金兴
“瘟疫周期”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对于人类的发展作出了最为著名的悲观预测。他认为，由于人口增长的趋势必然超过自然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人类社会将被迫停留在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身处工业革命时代却没有预见到技术进步推动人类社会突破陷阱的可能性，这使很多人对其理论不屑一顾。但是，实际上马尔萨斯的理论很好地描述了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近万年的发展规律。在此之前，人类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即使在某些地区实现了短暂的繁荣，取得的成就也经常由于自然的报复而最终灰飞烟灭。限制人类发展和人口增长的三柄利剑是饥荒、战争和瘟疫，而在这三者中，瘟疫是死神最为趁手的兵器。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由于瘟疫导致的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了战争和饥荒。直至2017年，全球仍有大约一千万人死于传染病。
人类的发展得益于不同个人之间思想、技能和商品的交换，这对应于现代文明兴起的两个特征，即城市化和全球化。但是，无论聚居还是交流，都会增加病毒传播的机会，从而为瘟疫流行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因此，人类与瘟疫之间的斗争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竞争。人类与瘟疫之间相互斗争、不断演化的复杂机制和过程，正是该书所谓的“瘟疫周期”。
有效但不完美的武器
在与瘟疫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出几件有效但不完美的武器。
一是通过残酷的自然法则和优胜劣汰，感染病毒以后在人体内产生的抗体。在这一自然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只有付出惨痛的代价，才有可能产生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抗体。但是，由于病毒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类，在这场有关进化的竞争中，人类无疑只能甘拜下风。
二是预防病毒感染的社会行为。远离繁华的都市和密集的人群，减少与外界交流和交往的机会，也就减小了感染病毒的概率，增加了在疫情中存活下来的可能。各国在新冠疫情中普遍采取的社交疏离等社会干预措施可以视为这种防疫策略的衍生物。但是，这种遗世独立、固步自封的心理和行为一旦形成，就会妨害对新鲜事物的学习，从长期来看可能得不偿失。在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且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这种防疫策略只能在短期内起到有限的作用。同时，在疫情期间，这种传统的心态可能导致对感染病毒的病患和少数群体的歧视甚至迫害，如果不能有效地予以克制，就有可能产生远远超过疫情本身的社会危害。
三是卫生条件的改善。得益于排污系统和供水系统的建设、更为清洁的生活习惯的形成，卫生条件和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打破了病毒通过蚊虫、粪便和水源传播的链条，使得传染病的危害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在疫苗和抗生素得到广泛应用之前，人类的健康水平从而迅速提高。
四是医疗条件的进步。自19世纪以来，疫苗的研发和接种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对某些传染性疾病的决定性胜利。曾经造成数亿人死亡的天花、疟疾等传染性杀手已经被根除或者行将如此。抗生素的出现是人类应对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另一件利器，极大地减轻了病患的痛苦，使过去的一些不治之症变成了微不足道的疾病。
知识和病毒都没有国界
但是，瘟疫的阴影并未完全褪去。大规模动物养殖为传染性病毒的繁殖和进化创造了条件，人类聚居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不同地区的人员和商品的流动也极为频繁，这也为病毒的传播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有利环境。另外，先进的医疗条件还有被滥用的风险。暂且不论以各种病毒为基础的生化武器可能给人类造成的灭顶之灾，更为常见也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对抗生素的滥用。为了稍微增加一些产量，抗生素被大量用于动物饲养，使一些病菌产生了耐药性。人类在治疗疾病时不加节制地使用抗生素，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当这些更具耐药性的病菌出现并危害人类健康时，大规模的疫情就有可能出现。
为了更好地应对当前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我们必须重新检视手中已有的武器，既要珍视以往的经验，也要看到传统手段的缺陷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由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现代卫生条件和医疗手段才是人类可以利用的最为有力的武器。更为重要的是，抗击疫情需要人类社会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归根到底，无论知识还是病毒，都是没有国界的。
新冠疫情何以卷土重来，对人类社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打击？对于未来的世界而言，这次疫情仅是一次意外，还是会不断上演？人类应该作出何种努力，才能赢得这场与瘟疫的未竟之战？在由新冠疫情催生出的大量著作中，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查尔斯·肯尼的《瘟疫周期：人口、经济与传染病的博弈循环》（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21.7）独树一帜，从长期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人类与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传染病之间复杂而残酷的斗争，对于上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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