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文学”中，如果从文学史教材和主流学者们的著作看，作家们对新规范的接受似乎很顺利。“全国上演《白毛女》，秧歌扭到天安门。”人们看到的是一波又一波的颂歌大合唱，没有人再暴露黑暗，没有人再探讨人性，甚至没有人再歌唱爱情。也就是说，没有人坚持过去的文学道路，没有人留恋自己本来的艺术个性，大家都很快接受了新规范。可是，事情真的这样容易吗？事实上，文学的这次转型，是通过一系列措施而实现的。在这里，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是持续不断的文艺批判运动。
上世纪50年代的文坛，文艺批判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选重要的进行考察，首先第一个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说不上有什么好，我本人并不喜欢那样的电影。一个乞丐行乞办学，没有什么好张扬的。但是，它有什么严重问题？竟然引发那样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认定武训的行为是一种“丑恶的行为”，是不应该歌颂的。毛泽东质问道：向人民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甚至用农民革命的失败作为反衬，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和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和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文化界对电影的颂扬，则说明了文化界的思想混乱。
社论为批判运动定下了调子，文人们就登场了。范文澜、翦伯赞、胡绳、孙起孟、钱俊瑞、何其芳等知名人物都纷纷发表文章，对电影给予猛烈轰击。具体的情况不说了，我们只看看这个电影犯了什么错。
何其芳指出，电影写了一个太平军的战士周大，把他领导的农民队伍写得只知道烧烧杀杀，并且最后失败了。何其芳说，不错，太平军的武装斗争是失败了，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都失败了，但是，他们的道路仍然是正确的，仍然应该歌颂。而像武训那样，不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试图教育救国，怎能与太平军相提并论呢？把武训与太平军相提并论，是对太平军的侮辱。电影把武训写正面形象，而把周大写成了只知道烧杀的“响马”。何其芳还为太平军做了辩护，说它杀的都是该杀的。看来，只能歌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把为穷人办学也说成为人民服务是不行的。
胡绳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文章指出：肯定《武训传》的人认为武训兴学与太平军革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且只有武装革命与普及教育结合起来，革命才能成功。胡绳指出，这种观点是想说明，在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武训式的人是与革命者具有同样意义的。这样，《武训传》中“一文一武”的分野就与现实政治联系了起来，《武训传》及其赞美者就成了借《武训传》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在胡绳看来，“武训式的人”当然没资格与革命者相提并论。
一些文章还指出，对武训的褒扬，是知识分子的“自吹自擂”；对太平军的批评则是成了对革命的污蔑。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支持《武训传》，就是要借《武训传》抬高知识分子，贬低武装革命，把知识分子摆在与革命者平等的位置上。国家新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它容易让人想到争功，想到要权。对《武训传》迎头痛击，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敲打。它提醒作家，文学艺术歌颂什么，不是可以随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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