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华
1981年,我曾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听课。
那时候,每周日上午都有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学者们来讲课。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三个小时。讲古代文学的是鲁德才、宁宗一、王达津等先生,讲现当代文学的是蔺羡璧、黄英忱、李丽中先生,薛宝琨先生讲外国文学。
薛先生看上去三十多岁,很瘦,显得个子较高,精气神儿足。他讲课从来不用讲稿。讲台上放两盒烟,薛先生烟瘾大,几乎一支连着一支。我们几个好友早早去,为听得清楚,坐前两排,听完三个小时课回家,衣服都是烟味儿的。
先生知识渊博,讲课精彩。
先生讲古希腊文学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讲与埃斯库罗斯齐名的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讲但丁和他的《神曲》,讲薄伽丘的《十日谈》,讲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大家一边听,一边匆忙做笔记。三百多人的小礼堂座无虚席,鸦雀无声。
当讲到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为什么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先生说,那是因为莎士比亚一生创作分三个时期——历史剧喜剧时期、悲剧时期、传奇剧时期。四大悲剧都是他在“悲剧时期”创作的作品,即《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李尔王》,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早期作品。他的讲解使我们茅塞顿开。
当讲到西班牙革命时,薛先生引用马克思的话,语气高昂地说:“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大家热情地鼓掌。
先生讲课跨越时空,自由转换,忽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忽而老子、庄子,一会儿是莎士比亚、莫里哀,一会儿是汤显祖、纪君祥……先生还讲,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受中国剧作家纪君祥《赵氏孤儿》的影响,创作了一部《中国孤儿》。
听先生的课,犹如听一段段浓缩的欧洲文学发展史。薛先生讲的知识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大家越发敬重这位知识渊博的先生。
先生对写文章也很精通,说“写文章要有凤头、猪肚、豹尾”,即文章开头要好看,中间要有东西,结尾要有力量。
几十年过去了,薛先生讲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个年代大家对知识的热忱与渴望,令人难忘。
后来才知道,薛先生是曲艺研究领域造诣极深的学者。先生的文章是不朽的,他所传授的知识也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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