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5日,是穆旦(查良铮)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5日当天,纪念穆旦诞辰百年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中外学者百余人齐聚津门,既是追念,同时也是对穆旦诗歌创作和翻译艺术的探讨。
这位文学大家1918年出生于天津,在这座城市里留下了从年少到年老不同阶段的记忆和烙印——童年居住的西北角老宅,从城隍庙小学到南开中学的校园,直到50年代到南开大学任教,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最终在津辞世。在相关研究学者眼中,穆旦诗歌才能初现、晚年专注翻译等人生重要节点都是发生在天津,“海宁祖籍或许给了他天赋异禀的诗人气质,而辗转一生,穆旦和天津更有着说不尽的缘分。”
诗歌翻译多在南开 南开诗人群体有传统
“这次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讨论会,国内外学者、专家都参与其中。正好赶上穆旦百年诞辰,纪念他作为翻译家对于外国文学翻译,同时也是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科以及翻译学思想传统的奠基人做出的贡献,也是为了发掘他的翻译思想、总结南开翻译学科的传统,更好地服务于现在的翻译研究和翻译人才的培养。”
4月5日,纪念穆旦诞辰百年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阎国栋解释,穆旦从美国回来后就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工作,翻译作品多是在这个地方完成的,“主要是英文、俄文诗歌的翻译,最著名的比如《唐璜》、普希金抒情诗等译本可以说成为外国诗歌翻译的典范。”穆旦在南开任教期间留下的作品、他的南开人身份,都对后来的南开人有一定影响,“南开的译诗形成了传统,到现在还有不少致力于诗歌翻译、研究的学者,对穆旦的研究也一直没有断。”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宏印就深受穆旦的影响,“对我影响挺直接的。”穆旦夫人周与良当时在南开北村住,王宏印曾和她有过一面之缘,“她还把穆旦的诗选送了我一本。”王宏印诗歌创作路子和穆旦比较接近,在诗歌翻译上更是吸取不少穆旦的方法,“诗人译诗,和普通人的翻译不一样,译出来的效果特别好。”阎国栋也认为,兼具诗人和翻译家双重身份的穆旦,译诗从内容到形式、思想、意境的传达都能达到极致。
穆旦正式学外语始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从那时他开始接触翻译。进入西南联大,国内外一些著名的现代派诗人都曾给他们上课,王宏印表示,穆旦那时直接受到现代派诗歌的熏陶,“所谓得了正传,自然写诗特别好。”
1953年初穆旦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一方面教学,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那个时期现代派诗歌不再是主流,当时他也已经不太创作了。只不过北京城里一些诗刊还是到天津来找他,约他写诗,毕竟他的名气还是很大的。”几乎每个晚上甚至节假日都在从事译书工作,穆旦五年翻译出版了普希金、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十几本诗集,还包括两本文学评论。“翻译过俄罗斯文学原理等相关书目,当时作为文艺学教材在全国发行量都挺大,影响也很大。”
王宏印说,那个时代在南开待过的诗人不在少数,“柳无忌、卞之琳、梁宗岱……所以说南开大学诗人群体很厉害,挺有传统,从以前到现在都还在形成和继续的过程中。”南开诗人学派当时聚集的能人不容小觑,很多都是“两面手”,既能写诗又能翻译,“而且下笔都不一般,质量确实高,穆旦也就融入这个群体之中。”
二年级短文上报纸 南开中学“小才子”
评论界一直有人认为,穆旦是在大学时代才开始的文学生涯,事实上,自幼喜爱文学的穆旦,在读小学二年级时,已经文才初露。王宏印总结,算是一个比较“早慧”的学生。
出生于西北角恒德里3号的穆旦,1923年进入城隍庙小学读书,二年级时,短文《不是这样的讲》就曾被发表在刘清扬、邓颖超等主办的《妇女日报》副刊、以刊登小学生习作为主的专栏“儿童花园”上。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郝岚谈到,穆旦这篇100多字的短文,既有情节又有对话,更有对人物情态的描述,“体现了他颖悟、幽默的天性,也有对世态炎凉的敏锐感受。”
1929年穆旦进入南开中学就读,读书期间已经开始写诗。当时南开中学有个校刊《南开高中学生》常和他约稿,高二的穆旦已是写稿的“顶梁柱”之一,主要写诗,也写些散文,发表了不少文章。《前夕》《流浪人》《两个世界》《一个老木匠》《夏夜》《神秘》……在一篇名为《梦》的杂感中,他第一次使用笔名“穆旦”——“查”拆开为“木”“旦”,取其谐音以“穆”代“木”,并且以后写诗一直沿用这个笔名。读高中毕业班的最后一个学期,穆旦担任了校刊主编,当年在南开中学校园里他便有“小才子”的称号。
南开中学和穆旦的家离得不近,每天早上他总要乘电车从西北角到西南角,下车后还得跑很长一段路才到学校。因此整个南开中学求学期间,穆旦中午都不回家,就在学校食堂就餐,草草吃完了事。有人说穆旦的文学事业,应该算“起步于南开中学时代”。郝岚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海宁查氏子弟从南开中学毕业者甚多,当时校长张伯苓曾戏称他们“查家军”。当时穆旦的英文老师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从国外回来,穿着潇洒,英文发音标准,给学生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将查良铮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譬如他介绍由辜鸿铭翻译的英译唐诗,就深为查良铮心仪。”
整个中学时代,除了学业、新诗创作,穆旦从阅读中外诗歌作品中汲取了许多“艺术养料”。业内曾有观点认为:穆旦的诗更多受外国诗影响,受中国诗影响少,其实在中学时期他便更多受到了古典诗歌传统的熏陶。用王宏印的话说,其古典文学学习在前,外国文学学习在后,“他的古典文学基础不错,语言敏感性、诗人气质在这时已经显现。”南开中学高中班的国文课,“诸子百家”“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应用”四门选课当中,穆旦选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专家、《诗经》研究专家余冠英就曾担任过他们的老师,“穆旦当时也写过关于《诗经》的简要评论,按照主题给它做了七八组分类,我感觉现在很多论文都达不到这种认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相当了不得。”
南开中学那时常组织学生到社会上参观,开展校外活动,穆旦趁此机会没少观察人和生活。因此他在南开中学时期的诗,数量虽不算太多,却是内心情感的记录和表达。
天津老宅
海宁祖上文人气质
恒德里的读书记忆
穆旦出生于天津,追本溯源,祖上实为海宁人。在王宏印看来,比起穆旦自幼留下更多足迹的天津,海宁对他或许更多是一种“祖辈文人气质”的延续和影响,“实际上和他早期的生活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查家是浙江海宁名门望族,先辈查慎行是清朝非常著名的文人,“曾经出版过诗集《敬业堂诗集》。”由于为官或经商等原因,到了清代海宁查家后人中有的迁到了当时的北京和天津等地,并在当地安家落户。穆旦这一支大概是在他曾祖查光泰时才迁到天津的。有分析指出,当时查光泰三个儿子的后代都住在恒德里老屋,很可能是随父辈同来的。在恒德里前,应该还有另一居所,时间大概在清晚期。
查光泰曾经代理宁河、房山、宝坻等县事务,担任过三河县令,相传既是有政绩的好官,也是学者和诗人。至于穆旦的祖父查美荫,在北方任职时间较长——“署易州、直隶州知州,天津、河间等府盐捕同知,张家口厅围场厅抚民同知,兼理万全县知县”等都曾是其官职所在,去世后留下一处房子,几个儿子合住,有一笔不大的财产。
在穆旦幼年时期,先祖的藏书仍是极受尊重的物件——当时恒德里老屋有三间南向的房屋是客厅,客厅的书橱里便珍藏着祖上留下来的这些书籍,不允许随意翻动,尤其是小孩们。有一回穆旦趁长辈不在,“撺掇”比自己小2岁的堂弟、同校读书的查良锐过来给他“放哨”,他自己开箱寻“宝”。
和穆旦相差9岁的妹妹查良铃曾回忆小时候住在天津老宅的往事。“每天晚上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刻。母子们围坐在小煤油灯下,互相谈心、互相安慰。哥哥总是把一天学校(南开中学)的见闻当故事讲给母亲听,母亲也最感到安慰。”那时候每逢寒暑假,穆旦和妹妹查良铃、堂弟查良锐都住在一个大宅院里,读书、背书总在一起,穆旦常会讲一些《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中的故事。王宏印提及,穆旦从小喜欢背诗,“少时便体现出这种才能,有时还会把一首诗改成词,比如‘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曾被他改成长短句那样读,很有词的感觉,他也挺得意。”
兄弟姐妹之中,穆旦威信颇高。他不只自己喜欢读书,也非常喜欢“帮人”读书,甚至读起书来可以不吃不睡,“直到对方全部明白为止。”以前上学,每天午后学校里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他常跑到学校图书馆,还把查良锐也带过去,给他介绍一些读物,自己也钻进书堆阅读。不过穆旦不是个“书呆子”,玩起来又是最能出主意的那个,“我们的房间总是人满的。”
穆旦还善于画画,查良铃说过,哥哥三笔两笔就能画出一个人物,“画大马更突出,因为他属马。”抗战年代,穆旦每半个月总是准时给母亲寄一张明信片,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每到除夕也总要写一张,“当时我和母亲唯一盼望的就是哥哥的明信片……”新报记者 吴非(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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