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斌
当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由美英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创建和演化而来。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在全球急切寻求市场扩张、资本扩张和权力扩张，从而形成了全球殖民体系，残酷的“丛林法则”塑造了中心—外围体制。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崛起，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主导构建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和以关贸总协定(GATT)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它们将美英式资本主义的理念与模式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使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成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经典教条。
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生产网络引发了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要求。这种利益诉求仍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制定高标准的新规则统筹全球价值链，实现无缝对接，降低成本，继续保持领先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与贸易盟友发起雄心勃勃的TPP、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打造全面、平衡、高标准的“21世纪贸易协定”，试图掌握以“规制融合”为重点的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高点和控制权，并谋求最终形成一个加强版的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当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不可否认的是，诸多新兴经济体通过实施开放型经济战略实现了经济起飞与赶超，成为现行体系的受益者。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也有相当多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被逐步边缘化。西方式的民主改革、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急速的价格改革、大规模私有化、激进的贸易与金融自由化、高度弹性汇率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瓶颈，反而带来政局动荡、经济独立性丧失、恶性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危机、收入分配恶化、腐败等严重后遗症。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救助方案也因推行政治附加条件与西方教条式的价值模式而饱受诟病。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不仅造就了中国道路模式，打破了经济发展只有依靠单一模式才能获得成功的神话，也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供了有益经验。中国一方面通过自主、渐进、创新性的市场化改革融入现代国际体系，拥有共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发展目标，充分考虑自身的发展利益需求，包括国家独立、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产业升级、民族经济、区域平衡发展、自主创新、环境与生态等，这些发展导向的“中国特色”因素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跨越“发展鸿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在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除了通过政策改革参与和融入新型国际生产体系外，还应关注其自身特殊利益诉求，包括在全球分工中捕获公正的收益，带动国内附加值的关联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劳动技能，构建长期生产能力，促进知识与技术扩散和升级。此外，中国还应特别关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风险管理，例如易受外部冲击、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社会、环境、安全和公共健康等社会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问题并未充分反映在发达国家主导的TPP等新贸易与投资协定中。
倡导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倡导的产能合作等以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为理念，以促进长期发展为导向，以提供硬件公共产品为依托，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与预期收益，为打造当代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崭新的理念与路径，也为改革21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最终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多元共治、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开辟了崭新格局。
(作者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