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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
杨志玖，1915年10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周村镇(今淄博市周村区)，著名历史学家，回族。1934年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同年9月，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卢沟桥事变后，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1938年8月大学毕业，被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所外研究生(当时史语所尚未正式招研究生)。1939年9月，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师从姚从吾、向达教授研究蒙元史。1941年从研究所毕业，历任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教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借调)，南开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杨志玖坚持“少而精”的著述原则，在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中西交通史等诸多领域内学术贡献卓著，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尊重和赞誉。
杨志玖先生以26岁的青春年华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以88岁高龄辞世，除曾于1944-1946年被借调到时在四川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两年多之外，在南开从事教学与研究达60个年头，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是与南开不可分的。感谢杨先生的学生们和中华书局编纂出版了《杨志玖文集》，这是对杨先生的极好纪念，然而杨先生留给南开的不仅是他的著述，更是他的治学精神和为人风范。我以为，阅读、学习、研究《杨志玖文集》，要读其文，学其德。
昨日我拿到这套文集，仅读了最后的几篇，深感这是真正的“道德文章”。借此机会，谈两点体会，就教于各位。
第一，深感于先生“求真”之德。杨先生做学生，是求真的学生。他在《我怎样学元史》一文中回忆，1934年考入北大，因生在回族家庭，想研究中国回族史，于是泛读了中外学者的有关书籍，“这些著作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到一些回教在中国的情况，但只是增加了一些知识而已”，因为“看的是些转手资料，只能人云亦云，不能有所创新”。后来在读研究生期间，他披览《元史》，摘录有关回回人的资料，写出了近两万字的《元代回回考初稿》，“虽然很粗糙，类似史料长编，但它总算是根据原始材料独立编排而成，有些内容是前人没有说过或没有注意到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年的实践，我才逐渐摸索到一点治学的门径”。在杨先生自传中谈及做学生的这一段学习生活时，他几乎是重复了同样的话，可见他对那段学习的重视，他着重指出：“在学校时，老师给我们讲‘历史研究法’，讲到‘史源学’，强调原始的也就是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原始资料确实是重要的宝藏，从中可以发掘许多有用的东西，所谓‘如入宝山不空归’。”联想当下一些人为了混学位，草草翻阅甚至抄袭“转手资料”拼凑所谓“学术”文章，实在令人汗颜。杨先生扎实求真的传统的确太值得学习了。杨先生做学术，是求真的学术。杨先生在自传中，提及在西南联大时期曾写一篇短文，遭岑仲勉先生驳斥，他说：“我不服，又写了答辩，岑先生是史学界前辈，著作等身，我也很受他的教益。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是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态度同他商榷的。我也希望并愿意接受我的学生对我的著作的严肃批评。”为了求真，杨先生发表了许多争鸣之作，有些争论，比如前述与岑先生的争论，又如关于方腊，关于探马赤军等竟延续数十年，这期间杨先生坚持求真，尊重对手，体现学者见贤思齐的风范。他在自传中还提及1959年10月在纪念南开大学40年校庆科学讨论会上，“以郑天挺先生和系内几位年轻教师为一方，我和系内几位青年教师为一方，就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国有制为主还是私有制为主的问题展开了辩论，还请了白寿彝、何兹全、漆侠、王树民等教授参加。”读到此处，可以体悟到杨先生对那时百家争鸣的赞许和欣赏。同时杨先生还谈到，在“反右”和“文革”中，曾因为“较真”为雷海宗先生辩诬而遭受批判的经历。两相比较，确实非常令人感慨。多么希望这样的学术风气可以在今日之南开发扬光大！同样也深感作为学校负责人，贯彻和捍卫“双百方针”之重大责任。
第二，深感于先生“诲人”之德。先生作为教师是诲人不倦的。他的学生很优秀，做出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扩大、延续了杨先生的学术生命。学生优秀固然靠自身努力，与杨先生的培育也是分不开的。杨先生在自传中回忆说，“我在历史系开‘宋辽金元史’、‘蒙古史专题’和‘中西交通史’，还教全校的‘中国通史’”。上世纪50年代，“随着教学的需要，我开的课程越来越多。‘隋唐史’‘隋唐史专题’‘中国回族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历史文选’‘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先后开设出来”。杨先生在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地开展学术研究，成果迭出。显见的是，杨先生是将教学与研究有效结合的典范，而正是求真的研究使他不是照本宣科的“句读之师”。据张国刚教授在《杨志玖先生和他那代史学家》一文中的评价，杨先生在1955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史纲要》一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断代史著作”，其体例有推陈出新之功，“于我国隋唐史学科建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多么希望今日的南开教师能像杨先生这样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创新且又言传身教于广大学生。杨先生80年代初还专门写了一篇《与历史系同学谈怎样写论文》，从“什么叫论文”“为什么写论文”“怎样选题”“写作步骤”到“对初学者的建议”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位教师对学生成长的责任和关切，真应该成为所有南开学生的必读。其中，有两段话我想引述，一是“做学问就要高标准，严要求”；二是“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论文，都要有点新东西，都要言之有物。还应注意，所谓新东西，是指根据确凿的材料得出来的，经得起检验的结论，而不是为新而新，故意标新立异，显示与众不同，强作惊人之论。如果那样，就不足为训”。
杨先生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为“陋室文存”，也很令我感慨。杨先生于乱世，几经坎坷，他虽学富五车，却过着清贫无欲的生活，他在《陋室文存》自序中说：“斋名陋室，非是自示谦抑，亦非自命清高，而是实情。”他还写了一首《陋室铭解嘲》，结尾云“子不云乎，何陋之有”？这里，杨先生引了《论语》中的典故，即“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杨先生的君子风范，实在令人景仰，实在应该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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