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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
195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外语系，读俄语专业，此时，翻译家李霁野先生是外文系主任。其实，我本心喜欢中文系，为了考入南开，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时，用两年业余时光到俄语培训班学俄语。以俄语作为敲门砖，高考时我几乎以满分成绩被南开录取。仅学了一年，1953年暑假，我便到李先生家拜访，说出转中文系的想法。我说，自己口吃，学外语的话，口语无法顺利过关。听了理由，他当即同意我转系，并给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先生写了张便条，请他接纳我。后来我才知道：李霁野和李何林两位先生都是安徽霍邱人，均为鲁迅主办的未名社成员，是亲密的好友。
我与李霁野先生来往较多是在1974年。那时已到“文革”后期，政治形势有些宽松，国内外要见李先生的人逐渐多起来。学校在和平区大理道找了处四室的房子，较大房间二十余平方米，作为李先生的教室、客厅兼书房。墙上挂着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当时我正在写有关鲁迅的文章，有了问题，常去他家请教。李先生有问必答，使我受益良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过我的两本书，为此聘我为特约编辑，让我组织名家书稿。我首先想到李霁野先生的译作《简·爱》，并介绍给该社。仅几个月，便印出精装本，设计也很漂亮。李先生很高兴。多年以后，李先生准备出文集，刚印出第一卷，他拿到手一看便火了：嫌封面是灰色的，不美观，又嫌用纸太黑。这时，李先生想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多次写信给我，看看那边能否每年出一卷。我多次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刘善继先生联系。刘先生给我回信说，“李先生乃天津著名作家”，由他们出版其文集，不仅经济上有困难，在班子中也无法通过。为此，李先生生前未看到文集出全。2004年，他的文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九卷。十年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了两卷补遗。
1984年，李霁野先生八十大寿的庆祝会开得很热闹。李先生事先用十六开纸印了他的生平及著作介绍，其中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我一辈子没有认真读过一本书。”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若不认真读书，他那些译作怎么能出版呢？后来我又想：这可能是指他晚年兼职太多，坐不下来认真读书。
八十岁以后，有件事很让李先生恼火：孙子和孙女在两所重点中学读书，这两所学校留的作业较多，他们每晚都要十点或十一点才能完成作业。我那时每次去看李先生，谈话重点总是这件事。他让我到市教育局上告这两所学校，说他们办的是“摧残孩子的教育”。他还曾一人拄着手杖，到其中一所学校找校长，大骂他办的学校是“杀人教育”。校长无言以对，只好派人送李先生回家。
晚年，李先生患白内障，手术未成功，以致双目失明。我每次看望他时，他说话少了许多，精力远不如从前。1997年，李先生以94岁高龄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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