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的3月31日，被学界称誉为纵横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三学的我国著名学者来新夏先生离世。今时今日，本版特约请其学生和同事撰写文章，以共同缅怀。
来新夏
浙江省萧山人，1923年出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50年至今，历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著有《清人笔记叙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古典目录学》、《北洋军阀史》、《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中国地方志》等。
观于海者难为水
◎白新良
先生初登讲台，全教室鸦雀无声
由于入学之初年幼无知，不懂求学问道，直至1962年秋，因为一次偶然事件，我才认识了来先生。按照教学安排，进入二年级后，需要开设“历史文选”课。而当时给我们授课的是一位刚刚毕业的青年老师。该老师备课既不认真，课堂讲授亦多有错误，致使全班同学意见很大。作为历史文选课代表，我和数位同学一起向系领导反映了这一问题。系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经过调查，即刻停止了该老师授课，改请来新夏先生担任历史文选课的授课老师，从此，我才有缘认识先生并和先生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交往。
使我难忘的是，来先生初次登上讲台，即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按照授课安排，“历史文选”课讲授次序是先远后近，即是先讲成书时代最早的《尚书》、《诗经》，而后渐至《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书篇目。众所周知，《尚书》、《诗经》无不佶屈聱牙，义奥难懂，对于历史系学生来说，是一道难以闯过而又必须闯过的关口。而来先生登台伊始，即深入浅出，广征博引，将课文《尚书》中的《牧誓》从字词到主旨讲得十分清楚，明白易晓，如同演奏美妙乐章，引人入胜。两个钟头，全教室鸦雀无声，屏息受读。课后，征求同学意见，全都感到是一次难得的享受。
尔后，讲解《诗经·七月》、《诗经·东山》、《国语·楚昭王问礼于观射父》等篇目，亦十分精彩，皆觉心灵经受了一次次净化和洗礼。以致系内系外许多青年教师闻讯，也纷纷赶来听课。
名师登台授课激发了全班同学学习古文的空前热情，不少同学在先生带动下开始阅读原著古籍。受先生影响，我则开始背诵《诗经》、《楚辞》，浏览《左传》、《史记》，通读《资治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史学名著，从而为后来从事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将授课所应注意要点倾囊相授
1964年初，河北霸县“四清”期间，杨志玖、汤纲、王鸿江等先生和我一起来到东台山大队。因为该村是旧军阀韩复榘老家，有些史实需要发掘，三位先生遂负责撰写该村村史，我则与河北省委工作队一起调查大小队干部的经济问题。为了修好这部村史，住在邻村的王玉哲经常和来先生到东台山，与杨先生互相商榷。因此，数月之间，和来先生多次接触。接触中我感到，先生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于是和先生相处不再拘谨，彼此感情愈加增进。
“四清”结束返校之后，由上层领导掀起的左的歪风开始影响到高校。在人们心目中，学习历史、学习古文、阅读古籍原著就是搞封资修，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刚刚涉世不久的我们面对专业课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在我感觉中，这时，来先生也开始陷入逆境。大约是在1965年左右，我曾经看到先生穿着旧衣服和其他老师一起在第三宿舍前(前留学生宿舍)搬运木头，满身灰尘。尔后，“文革”灾难又突然降临，作为旧社会过来人，来先生自是在劫难逃，被打成牛鬼蛇神，多次挨斗、戴高帽游街、打扫厕所，备受凌辱。看到这些惨景，作为受业学生，我异常痛苦，始终不敢正眼直视。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通过报考郑天挺先生研究生，我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南开大学。
研究生阶段，我所学的是中国古代史明清史专业。毕业之后，本应继续从事明清史教学和研究。但是，这时来先生因为在南大分校创建图书馆专业并同时在校本部主持另建图书馆学系，分身乏术，已经两年未曾教授历史文选。系领导经过研究，由我接任这一课程教学。这样，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毕业论文答辩之后不过百日，我登上了大学本科生讲坛。
为了讲好这门课程，我多次立雪程门，向先生请教教学经验。看到自己昔日的弟子即将登上大学讲坛，先生十分高兴，并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将授课所应注意要点倾囊相授，还送给我杨树达著《词诠》等工具书供我使用。看到我对讲好这门课程颇觉惶恐，心中无底，先生告诫道，要虚心，不要心虚。还说，我相信，我所教出的弟子决不会被轰下讲台。经过先生指点和鼓励，我将所要讲授的每篇课文皆背诵、默写，反复翻阅各种字典词典，广泛阅读有关资料，认真撰写讲稿，从而收到了较好的课堂效果,同时也得到先生的赞许和鼓励。来先生曾和我说过，希望从事中国古代史本科教学的青年教师都能教一至两年“历史文选”课。他说，从通史和文献学的角度看，历史文选与古汉语不同，研习原始文献对青年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通过备课、教学的过程，使自己的知识更扎实、眼界更开阔，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才行。我亲身体验到了先生的卓见。
从未见先生说过一句粗俗语言或时尚口号
在我教授文选课半年之后，1982年暑假高考阅卷期间，来先生又告诉我，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即将在兰州召开年会，他拟推荐我参加这次学术会议，希望我能提交一篇学术论文。按照先生要求，利用阅卷间隙，我以《孔安国献书考》为题撰成论文，呈请先生审读。先生看过之后，颇加赞赏，随写入会介绍信一封，由我携赴兰州，出席会议。尔后不久，在先生主持召开编辑《史记选》一书学术讨论会期间，又命我参加讨论并通审注释文字。通过两次学术会议，我对当时文献研究现状有所了解并由此认识了张舜徽、刘乃和、涂宗涛、赵光贤、朱维铮等学界前辈，从而有机会向他们请益问学，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
在看到我已经能够胜任高校课程之后，先生又带我深入学术研究领域。这时，先生正拟编写《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一书，即命我负责撰写清代部分，并将他亲拟撰写大纲及多年搜集的有关资料悉数相赠。按照先生指导，我又广阅有关原始资料，大约历时一年，将十余万字初稿呈送先生。随由先生删削修改，交出版社出版。1987年，先生开设全国图书馆文献进修班，又特命我利用一个星期时间，每天六个小时，为学员讲授考据学。通过这些学术创作和讲授活动，我对学术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涉猎范围进一步宽阔。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所兼社会职务愈来愈多，空前忙碌，我也重返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从事清史研究。这样，我和先生之间的来往逐渐减少。但是,凡有学术课题,先生总想着邀我参加。1995年时,先生曾邀我参与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编写。2005年时，又邀我参与清史编委会《清经世文选编》项目。仅因当时我亦先后承担国家社科课题《清代中枢决策研究》和国家清史编委会清史传记部分编写任务，无法分身，使我失去了一个再次向先生学习的好机会。2006年，先生又以耄耋之年，为我们集体撰写的《清史纪事本末》亲撰书评。可以说,为了促成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成长,先生费尽了心血。
2006年，在前赴南开大学行政楼出席清史纂修教育部调研会路上，又遇到了先生，觉其面目较前苍老，且步履略显蹒跚，当即趋前扶掖。其后不久,我则以常规体检时查出肾癌，入院做切除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异常，且以清史纂修任务泰山压顶，遂又强撑病躯，不敢丝毫懈怠。尔后，由于劳累过度,2008年春,再度住院治疗。出院后，行走愈加艰难，无法下楼行走，竟成与世隔绝之势。从此以至先生去世，一直未能见上先生一面。想起五十余年来所受先生教诲，而于先生弥留之际竟未能趋至榻侧，执手诀别,不觉掩面潸然,难以自已。
先生身躯伟岸,两目炯炯有神。精力过人,勤于治学，终生不辍。即使身处逆境，亦未尝中止。以此厚积薄发，纵横三学，识见绝伦,著作等身，且举止谈吐均极高雅，情操高洁。“文革”前后，为了迎合时尚，或哗众取宠，不少文人写文章或发言时，粗俗语言、时髦口号满天飞，而在与先生交往几十年中，从未见先生说过一句粗俗语言或时尚口号。尤为印象深刻者，是先生记忆力与讲演口才亦可圈可点，几个钟头讲演，不看讲稿，一气讲完。且一口标准普通话，字正腔圆。凡听其讲演者，皆觉置身广寒仙境，观嫦娥舒袖，又如坐于江州司马之侧，闻霓裳羽林之曲，无不感叹“观于海者难为水”。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往事说来公的学术韧性
◎刘泽华
人生在世，如果事事如意，那一定是天之骄子或幸运者，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不足为例。我认为只有经历背运的人，才更能显露追求与韧性。
来公缘何走起背运，我们且不必管它，但80年代之后，来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兼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系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还有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校外的兼职更多，因此我曾戏称他是南开的“来半天”。由此往前推，他往日的背运不应在历史的逻辑之中，但他蒙受的背运却长达二十年之久。那时他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内部控制”起来。起初是不准从事近代史的教学，只能教历史文选这类纯工具性的课程。再后连这种课也被取消，发文章的权利也完全被剥夺了。
在这种非人的境遇中，许多人失去了生活信心，但来公却是另一般表现，他低头走路，埋头读书，退而“结网”。我记得1964年大抓阶级斗争时，一位十分“革命”的同志猛批来公的“自留地”。现在想起来也有点滑稽，既不让人家在“公田”里耕种，又不让人家有“自留地”，真是不给出路呀！好在来公有我行我素的暗胆，依然在不停地开发“自留地”。我这里要提一下两位有胆识的“大老”，在来公落难之时，他们对来公别有评论。他们就是巩绍英与梁寒冰。大约是1964年，在与巩先生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对来新夏的事要放宽些，他是一个人才，博学、有特长，对他业余所做的事不要管得太多。巩先生不大理会当时对来公的特别“管制”，多有往来，互相和诗，为此巩先生也曾受到革命同志的质疑和批评。
“文革”期间来公被下放到农村，1974年回校后住在西大坑边一间平房里，人有了栖居处，可是到哪里工作呢？应该去的地方他不能去，于是来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当时我是古代史教研室的头目，有一天，来公提着一个破旧的篮子来到我家，从中拿出装订好的盈尺的手稿，封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来公向我简述了成稿的经过：初稿在“文革”初期被烧掉，这些稿子是在下放劳动之余，披星戴月重新写就的。
面对着工整、洁净的心血之作，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猜到来公的来意，除了证明自己之外，显然还有一种希望在其中。面对着依然走背运的来公，时在“文革”间，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心中虽然油然起敬，却不能表达，只能淡淡地说，放到我这儿，让我看看如何？来公同意。我不能说读得十分仔细，但书稿丰富的内容使我大开眼界。我想起巩先生的话，有才能，有功底！
来公在后来此书出版的后记中说我是第一个读者，还说我提过什么好的建议，我实在忆不起什么好的建议，但能忆起的是如何“表态”。那时我虽佩服他的学问，但不能与来公交“朋友”；他虽是我的师辈，由于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而且我们相识时他已经开始走背运，所以我也不会列入他的门墙。来公把稿本让我看，我相信也不是为从“朋友”或“弟子”那里求嘤嘤之声。如果我的推测不错的话，来公当时是把我当成“领导”来投石问路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不可能鼓励或帮助他出版，甚至连出版二字也不能说。我能忆起的，大约有如下两层意思：一是对来公的作为予以充分肯定，对大作表示钦佩；二是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如要放眼光，要有耐心，将来一定会有用之类的话，至于“将来”是何时？天晓得！？也许人在困难时期，他人不落井下石，相反有几句即使是廉价的安慰之语，就足以使人铭记。
来公在推动全国地方志的编撰上做出了特别的贡献。说到这儿，不能不忆起梁寒冰这位“大老”。1978年我因参与编撰《中国历史大辞典》同梁寒冰多有接触，他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如何发挥来公作用的事。他当时提出要全面开展地方志的纂修，梁寒冰决定排除左右，起用来公。说实在的，当时只有像梁寒冰这样有眼光的“大老”才可能打破“死结”。梁寒冰先生由于得到来公等重量级学术人物的支持，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而来公是起草“发凡起例”的执笔人和第一发言人，功不可没！
来公在史学多个分支都有特殊的贡献。我想他能有如此众多的精品奉献给我们，是他一往无前的学术韧性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长达二十年的背运中，不管有怎样的风雨波浪，也不管有怎样的外来屈辱，在学术领域却一直坚韧不拔，发扬学术个性，追求不已。
在说到治学的路数时，他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宋学”，而自称是“汉学”。此说有否抑扬之义，且不去管他。他在背运时搞“汉学”可能最是少麻烦的一种选择。其实看看来公的全过程，他何尝不搞“宋学”？这里抛开清人狭隘的门户之见，所谓的“宋学”与“汉学”应该说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思想与学术是相通的。来公不妨说是“有汉亦有宋”，这或许更能说明他的贡献。
我们的时代是风雨交替、朝令夕改、价值系统一日三变的时代，人们也多是雨中来、风里去，名实相乖是常见现象。在这种环境里，人言可畏，然又不足畏！重要的是应看人的实际作为。来公的等身著作难道不是最有说服力的吗？
来公之博学，难得也；为学之韧劲，冠军也，赞誉者多多，比如杨志玖先生多次同我讲起，要发挥他的长处。1984年来公调离历史系去创建图书馆学系，杨先生依依不舍，连连说可惜呀可惜！在送别会上，杨先生赋诗惜别，全诗我记不住了，但有一句结语是“老来老来望老来！”在学问上没有禁区，来先生一直在历史学领域劳作、开垦，收获不能以斗计，但体制的刻板使他再也没有回到历史学科来。由于体制的限制，先生没有机会带博士生，对此不无遗憾，在他退休之后还多次说到此事。
先生九十大庆过后，我去补庆，先生一如既往，靠着“一指禅”，在电脑上敲打。我问他收获几何，他十分得意地说：每天有一百多“斗”！又讲起他家族的长寿百岁史，信心满满地说，我力争超过父祖，但不能不吐丝！的确，他是在吐丝的路上戛然停住了！可叹，更可敬！(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本版丰子恺绘画/提供 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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