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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开地下党记事本
在天津解放66周年前夕，一位88岁高龄的老地下党员刘焱，再次来到平津战役纪念馆，向大家讲述了一个馆藏记事本背后的故事。在众多展品中，这个仅长12.6厘米、宽8.3厘米的黑色硬皮记事本并不起眼，敞开的内页中密密麻麻的文字记载的似是普通工作记录。当老人再次看到这个几十年前自己日日随身携带的记事本时，不禁感慨万千，他说这个小本的封皮上贴着一张标签——南开地下党记事本。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被白色恐怖笼罩，敌人对学生运动实行残酷镇压。1946年南开大学北返复校后，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按照“转地不转党”的原则，在校内先后建立了分属中共中央华北局、南方局和冀察热辽分局三个系统领导的地下党组织。1947年8月，刘焱在党的指示下，报考南开大学插班生，录取后进入文学院哲学教育系学习，并于同年10月起担任南开大学“南系”地下党支部书记，与沙小泉担任书记的“北系”党支部协调配合，开展工作。1948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天津各系统地下党组织合并，以加强统一领导，迎接解放。按照上级决定，南开大学南北系地下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南开大学总支委员会，下设4个分支，任命刘焱为中共天津地下党学委委员兼南开大学总支书记，直至1949年7月将其调离学校。这个小小的黑色记事本，就是这段时期刘焱随带身侧的工作记录本。
谈起记事本上的内容，老人语气时而昂扬，时而凝重，他的讲述仿佛将我们重又带回那充满肃杀的地下斗争岁月。1947年，经南方局决定，在南开大学建立了地下交通站，由在数学系任助教的地下党员胡国定负责，掩护并输送地下党员、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成员(简称“民青”)和进步群众到解放区去，为此，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办法。刘焱当时便在记事本上记下了一首实为地下党联络暗语的七言打油诗：“高棠李爱何时了，清河骡马街头找。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花落知多少。”老人说，当时冀中沧县泊镇是解放区，党的各级城工部门都设在那里。护送人员去解放区时，要事先做好化装、伪造身份、编造说辞等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到天津南市清河大街上的骡马大车店雇从天津到泊镇的大车，到目的地后找中国建设公司经理高棠接头(高棠即解放后先后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中国建设公司经理，实际上是中央青委派驻泊镇的城市工作负责人)，说是“李爱”介绍来的。除此之外，还要给每个去解放区的人编排一个由百家姓和天干地支组成的特殊接头暗语，比如一月份去的人叫“赵子甲”，二月份去的人叫“钱丑乙”，以此类推。在掌握暗语的同时，去解放区的人还要领到一张“路条”，这些路条是国民党银行发行的小额钞票，由胡国定统一保管和发放，解放区的同志掌握这些钞票的号码以便接头时核对。据统计，从1947年秋到天津解放，经由南开大学地下交通站输送去解放区的革命师生和民主人士，累计达400余人，其中包括知名人士楚图南、王冶秋、李何林夫妇、闻一多家属等人。
在这个记事本的最后几页，有一张题为“天津解放时南开大学在校中共党员和民青成员组织系统名单表”，这是一份按照实际工作领导关系绘制的、共包括159名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的名单。据刘焱介绍，这是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两三天，南开大学地下党总支按照中共天津市委的指示上报的名单底稿原件。解放前由于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地下党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保密制度，按照纵向单线联系原则，支书一般只联系支委，支委再联系小组长或党员，支委下面各自联系的党员、民青也互相保密，仅支书一人知道全支部人员的名字。天津解放前，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南开大学地下党在建设地下交通站、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搜集天津军事情报、保护校舍校产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据史料记载，天津解放时全市72所大中学校中，在校的地下党员和民青共647人，其中党员158人，民青489人，当时南开大学在校党员54人，占1/3多，民青125人，占1/4多。这张组织系统名单表，是我们了解天津解放前后南开大学地下党组织及活动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
此外，刘焱的记事本上还记有南开大学地下党总支于全国解放前秘密召开的十几次会议纪要；有1949年3月他参加全国第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时，到会来宾叶剑英、罗荣桓、许德珩、李济深、李德全、郭沫若、马叙伦7人的亲笔签名；有解放初期南开大学动员参军参干的部分人员统计数字等内容。
解放后，刘焱一直将这个记事本悉心保存，“文革”期间他受到冲击，被打成“右派”，记事本连同其他书籍、文件、照片等资料被一起抄走，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辗转回到身边。就连他自己都不曾想到，这个当年工作备忘录式的记事本，却被历史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在“文革”后帮助地下党员甄别平反和落实干部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市公安局有位原南开地下党员，在“文革”中被打成假党员，甄别平反时专案组找到刘焱进行调查，得到他“该同志确是共产党员”的肯定回答。当调查人员提出“他的入党介绍人，其中一个是他姐姐，都不为他作证，你凭什么说他是共产党员”的严厉质询时，刘焱坚定地回答：“我对党负责，对他本人负责，这是实事求是，因为我有工作笔记为证。”正是凭借记事本上白纸黑字的记录和因工作需要锻炼出的强记忆力，刘焱才能有理有据地为地下党员们做出身份证明。上世纪80年代，13位曾参加过地下党和民青的工友纷纷找到刘焱，反映他们能否享受“离休”待遇的问题。刘焱根据中央文件中“建国前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人员享受离休待遇”的规定，专门给南开大学党委写了报告，并提供了这13位工友的身份证明，学校党委审查后，将13人全部按离休算。事后，工友们专门给刘焱送来匾额以表谢意，因为这不仅是生活待遇的改善，更代表着他们获得了学校和历史的认可。
刘焱于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历任天津市学联主席、华北学联副主席、中共天津市青委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中共天津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反“右”运动中被错整，后调学校任教师，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近30年来，刘焱主要从事周恩来研究，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并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主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老人常说，做人应光明磊落、坦诚正直，治史应严谨求实、敢讲真话，正是遵循着这样的为人处世准则，他才能使这个小记事本，在关键时刻发挥出大作用，使“死”档案迸发出“正”能量。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徐悦）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tjrb/2014-12/31/content_72177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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