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顺
“一二·一八”大游行及赴南京请愿
1935年，我们南开中学1936班正值高三，学生会主席团的正副委员长和8个委员会中的正副干事长及文书几乎全由我班同学担任。当北平“一二·九学运消息传到天津，我们立即召开学生会研究声援计划。于12月11日召开男中女中全体学生大会，介绍北平“一二·九学运的情况并动员同学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2月16日北平学生第二次大游行，12月8日天津南开中学和耀华、中西、官立一中等学校的同学在南开中学大操场集合，奔向街头游行示威。排头手执会标大旗的是我班4位同学，另外还选10多位身强力壮的同学组成护旗队，走在会旗后面保护。在游行队伍中领着喊口号的也是我班同学。当时我是学生会纪律委员会副干事长，负责率领同学们游行，整肃游行秩序。游行回来已经是黄昏。南开中学的同学们没有休息，连夜在大礼堂开会，会上一致决定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同学们立即行动，学生会让食堂蒸花卷、馒头，给请愿的学生带上做干粮。天津当时有两个车站，一个是东站，一个是西站。西站比较小，上下的客人少，为了减少阻力，大家决定到西站上车。在夜色朦胧中，我们列队来到西站，学生会的几位负责人作为谈判代表向车站站长交涉；另外几位负责同学带领同学坐在铁轨上拦截开赴南京的直快客车；还分配了数名同学负责抢登车头，做司机的工作，动员司机听我们指挥。我们冒着严寒坚持到天大亮，但一直没有列车过来。原来铁路局已经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不准放学生进南京。谁要放过车辆，就要按军法处治。同学们一致表示，没有火车，我们就徒步南下，即使死在路上也在所不辞。大家怀着满腔怒火，无限悲愤，在晨光熹微、凛冽寒风中离开了天津。我们沿着津浦线徒步南行。同学们饿了，一摸带来的花卷、馒头都已冻成坚冰。我们说着笑着啃食充饥。上午8、9点钟，我们到了杨柳青站，我们在一所小学休息，并研究下一步行动。同学们正在热烈讨论，学校派来几位有威信的老师，带来几部卡车和食品，赶到了杨柳青。他们说，你们的爱国行动报纸上已经报道，政府也都了解，社会也表示同情，因此，不要到南京去了。还讲了乘车的不可能，步行困难多等道理。开始同学们还坚持继续南下，谈判到下午黄昏。学生会和大家反复研究，决定先回学校，回校后再想办法。谁知，回校后，学校就宣布提前放寒假，迫使同学们离校返家。学生会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乘放假之机募捐，许多学生和家长慷慨解囊资助。我们100多名学生分水旱两路于12月27日相继秘密抵达南京请愿。但政府借工作忙不予接见。我们计划在1936年元旦趁政府官员拜谒中山陵之际，拦路请愿。不料官员们提前谒陵，我们扑空。我们到南京后，在等待接见的日子，分头到各校介绍华北危机、“一二·九”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
1936年元旦，南京广大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平津的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响彻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上空。蒋介石政府见势不妙，遂急着让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教育部长王世杰接见学生。我班同学学生会主席吴祖贻宣读请愿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特殊化”等要求。政府仍用“学生应安心读书，国府自有决策”等等话语搪塞推委。我们见无结果乃返津。请愿是以无效果而告终，但却教育了群众，锻炼了骨干，进一步消除了对蒋政权的幻想，认识更加一致了。
“五·二八”大示威及召开市民大会
返津后不久，南开中学正式派出代表出席天津市学联，坚决和天津市学生一致行动。1936年5月响应全世界学联的声援，同时追悼“一二·九”被军警逮捕后惨死在狱中的北平学生郭清，5月23日—5月25日全市学生罢课三天。随后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增兵。学联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全市游行示威。5月28日晨，我校男女中学在天津市学联统一组织下，集合队伍走上街头，参加全市大示威。提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猖狂走私”、“拥护廿九军抗日”等口号。在市东南角交通要衢处召开万人市民群众大会。继北区学校代表法商学院学生朱纪章演讲后，我班同学吴祖贻代表南区学生发表了《抨击国民党政府媚外政策和华北时局的演变》的演说，会场上市民义愤填膺，振臂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这次游行示威是成功的，唤起民众的爱国热忱，团结了军警，扩大了影响，达到了反日示威的目的，使天津市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
为四烈士立碑纪念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熏陶，同学们普遍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民族解放和民族自由的教育。对不抵抗主义恨之入骨，从而加深了对蒋介石政府卖国罪行和腐败无能的认识。于是逐渐认识到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救国才有希望。因此有的同学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则投笔从戎，到敌后根据地打击日寇，更多的同学在全国不同的战线上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我们不会忘记南开1936班的四位烈士，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骨干和积极分子。没有革命先烈的献身就没有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幸福。这四位烈士是：张炳元，曾任鲁西北地委书记，1937年7月牺牲于鲁西北冠县抗日前线，年仅23岁。田文莼，曾任中共山西稷山县工委书记，山西牺盟会稷山县特派员，稷山县人民自卫纵队指导员。1938年在稷山县白坡村开会，突被日寇包围，率队迎战，不幸牺牲，时年24岁。岳岱，放弃清华大学的学习机会，毅然投笔从戎，到山西参加新军决死三纵队，走上武装抗日的战场。1939年5月，日寇分九路围攻长治，他在战斗中右臂中弹，身负重伤，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年仅22岁。吴祖贻，曾任鄂豫边区党委民运部长，1948年8月奉命赴西安同国民党和平谈判，途经陕西宁陕县江口镇，被胡宗南部队扣押，遭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0岁。他们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但他们谱写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灿烂诗篇，他们的英名将永垂青史。1986年5月48位南开中学古稀老校友重返母校，这是我们1936班毕业50周年大团聚。会上同学们提议为悼念我班抗日战争以来为国捐躯的四位烈士捐资建纪念碑，缅怀先烈，激励后学，垂念千秋。1987年“五四青年节”树碑，并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揭幕仪式。纪念碑建在南开中学校园东南隅。正面碑名“四烈士纪念碑”，敬请革命前辈薄一波同志题写。时值春风送暖，百花争艳。诸同学返校恭与盛典，伏枥之年，犹自奋蹄。祝愿母校培育英才，祖国现代化建设大业前程似锦。
2001年12月4日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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