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向军
周先生去世，使我们这些学生失去了一位在人生道路，科学研究上的楷模和引路人。
我是1983年考上南开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之后在周先生的指导下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至1990年毕业。入学前只听同学们讲：数学系有四大教授，严志达、胡国定、周学光、王梓坤(1981年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但在入学前和周先生基本没有什么接触。
当已确定被录取后我和同学一起去周先生家。记得那时的周先生长得很白、很胖也很魁梧。穿一件圆领老头衫、短裤、脚下蹬一双布鞋。说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看起来不像是一位专家教授，倒像是一位随和的普通老人。
入学后并通过多年的相处我们发现，周先生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对数学的兴趣广泛。而最使我们感动是周先生在科研中的刻苦与坚毅。记得研究生一年级时，我和同学经常晚上去看电影。回来时一般都在11点左右。从东门回来经过大中路时总要往北村5号楼4层角上的房间望几眼。那个房间的等总是亮着的。我们知道，那是周先生的书房，先生在很晚时还在书房里做研究工作。
读书期间，周先生总在给我们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习与科研的氛围。那时先生基本不要求我们要写多少论文，发多少SCI等。更多的时候是要求我们关注拓扑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自80年代中期以后，周先生发表的论文少了，但关心的问题大了。先是在80年代初，周先生带领我们一起研究稳定同伦与Adams谱序列。自90年代以后，周先生关注的焦点集中在Toda-Smith谱V(n)的存在性上。直至今年春节我去给周先生拜年时，先生还在和我谈起V(n)问题。
读书时，先生常对我们讲的有两句话：
一、要多去了解别人的工作、多学些新东西，否则将来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了。
二、学生懂的数学不能只是老师的子集，要懂新的知识、新的方法。
为了使我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拓扑方向发展的新动向、新方法，记得在1984年冬，我们刚学完代数拓扑的基础课，准备做毕业论文时，先生给我和另两个同学布置了一个要一个月或更长时间才可以完成的作业：将50年代至83年的《数学评论》中与代数拓扑有关的内容全部翻看一遍。
我们永远怀念我们的老师—周学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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