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晓苏
转眼之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
这段时间里，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每每出现在我的眼前，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生前学而不倦，追求真理。他老人家自青年时代起崇尚科学，严谨笃学，潜心钻研业务，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科学。我小时候对父亲的最深的印象是，每天晚上，父亲总是坐在桌前，挑灯夜读直至深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不得不中断教学和科研工作去参加劳动改造的情况下，每天晚上他仍然拖着疲惫的身躯，坚持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专业文献。在垂暮之年他还在学习计算机操作知识和方法。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由于疾病的折磨，他的意识已经偶尔出现障碍，但是仍然能够聚精会神地阅读拓扑学专业文献。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追求。
父亲生前胸怀坦荡，淡泊名利。他一生经历坎坷，生活、事业多有挫折。但是父亲面对各种荣誉和困难，始终荣辱不惊，随遇而安。他不因为那些与他失之交臂的荣誉和待遇而耿耿于怀，总是能够安之若素，淡然处之。也没有因为在工作中被人误解而斤斤计较，怨天尤人，总是尽其所能地做好工作。
在我晋升为教授职称之后，他老人家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职称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做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应该去做那些对社会进步有贡献的研究工作，不要仅仅为了虚名而耽误了真正的科研。在父亲的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视名利如浮云的高风亮节。
父亲作为一名具有50多年教龄的高校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人师表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他认为，传道、授业、解惑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时间，而应该体现或者贯穿于教师的一生。基于这种理念，他对所有的学生给予深切的关爱。从学生的论文选题、联系就业、到推荐出国，他无不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学生结婚成家、子女入学，亲友求助等，他也尽其所能地施以援手。
每逢已经毕业的学生来看望他，那是父亲最高兴的事情。他总是关切地询问学生工作、生活、身体情况。看到学生事业有成，父亲由衷地感到高兴。父亲多次和我提起，在他的学生中，谁发表了一篇高水平的论文，谁可能在某个领域有所突破，谁的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说到这些时，高兴和自豪的心情溢于言表。父亲在弥留之际，已经神智不清，但是仍然能够辨认出前来看望他的学生。
父亲在世时，在我儿子心目中，他就是个慈祥的老外公；父亲去世后，看到学生对他的尊敬和怀念之情，我儿子说，真没想到，外公是这么好的老师，在他的学生心目中有这么重的分量。
父亲生前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但是对生活的则力求简单朴实、不事奢华。他无法理解当前社会上一些年轻人为了追求时尚和新潮而炫富的行为。“物尽其用”是他坚持一生的消费观念。因此，家里的家具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物，我几次动员他换一套稍微象样点的家具，都被他一笑拒之。学校50年代配发的写字台，由于桌面塌陷而用一块洗衣板支撑着代替桌面，父亲一直用了三十年，直到实在不能用了才更换。他的衣服从来都是穿到破时才会丢弃，演算用的稿纸一定是用了正面用反面。他外出开会坐软卧时，不止一次因为衣着简朴而被列车员质疑他的乘车资格。说起这些，他并不认为有损教授的身份和地位。他曾经说过，人的价值决定于他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而不是决定于外在的服饰和家具。
父亲生前和胡国定先生、邓汉英先生共事五十年，他们三人既是工作上的同事，也是生活中的好友。在职时，他们共同为南开数学系的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退休之后，他们还经常聚在一起，把酒谈心。他们曾对文化大革命给南开数学造成的损失而痛心疾首，为曾鼎禾、杨宗磐、刘晋年等知名教授的过早离去而不胜唏嘘，但更多的是为改革开放以来南开数学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为南开数学事业的成就欣喜不已。如今，三人先后故去，但相信他们一定会为南开数学的辉煌未来而含笑九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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