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日本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南开大学教授吴廷璆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吴廷璆先生的学生、同事米庆余教授。

　　米庆余现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学术顾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外交、中日关系。

　　日研之父 眼光长远

    记者：吴廷璆先生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的创始人，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吴先生与南开的日本研究。

　　米庆余：1959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那年，本打算考吴先生的研究生，正巧这时，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南开大学筹备组建日本研究室。我有幸参加了吴先生创建日本研究室的工作。从此，南开大学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日本学研究工作。

　　从近百年中国的对外关系看，研究世界问题，特别是日本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该特别关注世界问题的研究。吴先生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的研究不仅限于日本，他是用学者的眼光从中国看世界。

　　吴先生是南开大学日本问题研究之父，没有他，后来南开的日本研究也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发展。日本投降后，在天津有相当多的日本图书资料。吴先生想到国家今后的研究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很早就注意收集这类图书。新中国成立后，南开最早的一批日文图书资料就由吴先生收集来的，这些资料也为后来的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他的长远眼光。

　　现而今，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室发展为研究中心，又成立了日本研究院，被国内同行誉为中国的日本研究“重镇”；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也把我校日本研究院作为海外日本研究“基地”之一。当我们回顾和展望南开日本研究的成果时，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怀念吴廷璆先生。

　　国内首部内容完整的日本史

    记者：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是我国日本研究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请您谈谈吴先生与这部书的相关情况。

　　米庆余：吴先生著作并不算多，但每篇文章、每本著作都是精品。其中部头比较大的就是《日本史》。1975年，教育部准备要写《日本史》，当时寻找这个项目的牵头人，非吴先生莫属。他带领南开大学与辽宁大学的同仁合作，着手编著此书。这部《日本史》其实很早就可以成书，但是直到90年来才正式出版。这是因为吴先生对待问题非常认真，不肯把没考虑清楚问题轻易拿出来。

　　这部《日本史》在中国是开创性的。此前从没有这么完整的关于日本的论著。虽然过去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戴季陶的《日本论》、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书，但这些都只涉及日本史的一个方面或一段时期，从没有这样百万字的、全面论述日本历史的著作。尽管在今天看来，这部著作还有需要弥补之处，但它毕竟是国内日本史研究的先驱之作，为国内日本学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关注社会 胸怀宽阔

　　记者：您与吴廷璆先生一起学习工作40年，请您谈谈除了学术之外吴先生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米庆余：吴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二•九”运动中，吴廷璆先生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去南京请愿，被反动政府逮捕。小说《青春之歌》中卢佳川这个艺术形象，就部分采用了吴先生的事迹。吴先生非常热衷社会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民盟天津市委的领导工作。还曾担任天津政协副主席。

　　吴先生一生忙于社会工作和科学研究，事务很多，但是他对人非常和气，很包容。

　　1982年，中日关系史学会在沈阳开会，我和吴先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那时，我对吴先生就一个问题的论断有些异议。恰好大会安排了我在发言，我就大胆地把这个问题在会上提了出来。当时吴先生就坐在下面。现在看来这样的发言是不大礼貌的，也不懂世故人情，那时自己还比较年轻，只是想把真实想法提了出来，没有考虑吴先生和其他人的感受，也没有提前和吴先生商量。但是吴先生非常平静，听了发言。但是他后来也没再提这个事情，这体现了先生的雅量。

　　从中国日本学发展的进程来看，吴廷璆先生不仅是南开日本研究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日本学界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他的学生，我非常感谢先生把我带入日本学研究领域，同时也非常想念先生。

编辑：韦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