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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演绎中国教育传奇的古典圣者
来源: 南开新闻网发稿时间:2008-02-23 11:30

文/南轩理

  他的名字,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璀璨生辉。他的名字,在天津近百年来的历史长卷中卓耀闪烁。他的名字,与赓续了一个世纪的南开学校教育传奇紧密相连。他的名字,与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近百年来的命运遭际相伴与共。

  他就是张伯苓。一个大智大勇演绎世纪教育奇迹的古典圣者。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

  1894年,18岁的张伯苓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当时正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满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寻衅,双方矛盾激化而爆发中日甲午海战。但是当时清廷腐败,军备疏弱,根本无法与西洋列强抗衡,正如张伯苓在后来的回忆所说:“当我到刘公岛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那个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看轻中国人的样儿。但是吾们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两个兵者是一比较,实有天地的分别。”

  9月17日,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享率领联合舰队袭击北洋水师,双方在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上激战五个多小时,互有损伤。为存续实力,清廷下令战略后撤,张伯苓便随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海军基地。然而几个月后,日本人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虽然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骁勇异常,坚持战斗。但无奈寡不敌众,北洋舰队最终几乎全军覆没,再无战船可供学生实习,青年张伯苓被迫在家待命,其满腔爱国热忱受到一次沉重打击。

  1897年,承甲午败绩,国势日颓,英、法、德、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政府乃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已经在该船实习的张伯苓随舰前往。国权沦丧的现实冰凉冷酷,家国天下的命运前途究竟该维系何方?澎湃的海浪波涛激荡起张伯苓的思绪,这个胸怀抱负的青年一路不停地在思考,在追问……

  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风过海岛,旗摆猎猎,河山壮美,却已经更弦易帜,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张伯苓气愤填膺,五内俱裂,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说:“我当时觉得羞耻和痛心,所以我自受了这次极大的刺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很清楚的。我当时立志要改革我们的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练陆军、海军同外国相周旋。我认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他强调:“我深深地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传奇,总是萌生于心路历程跨越和转变的刹那。国耻族恨宛如沉淀心灵色素的明矾,在张伯苓的心中结晶出教育救国的壮志宏愿。从威海卫归来之后,张伯苓认定海军报国无望,决心退役回津,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适值天津名绅严修倡办新学,他遂接受延聘,主持严氏家塾。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1860年出生,周恩来曾深情地称他为“封建社会的好人”。早年,严范孙通过科举之路成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曾以奏设经济特科,不拘一格培养人才而有声于时。清朝末年,主掌直隶学务,努力兴办教育,清学部成立后,先后担任右侍郎、左侍郎四年,卓有政绩。严范孙是积极倡导西学、革新封建教育的改革家,是天津近代民办教育的先行者,后来被尊为南开“校父”。

  两位杰出人物相遇和碰撞的一刻,是壮丽的南开画卷诞生展开的序曲。张伯苓与严范孙的结识,对后来南开系列学校的创立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从此,张伯苓以一个爱国教育家的身份登上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

  张伯苓在严馆执教时期除教授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外,还大力提倡体育。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的次年,天津商业巨绅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教其于侄,是谓“王馆”。张伯苓上午授课于严馆,下午授课于王馆,在严、王两馆之间循环往复,诲人不倦。尽管当时的严、王家馆并未改变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但馆内学生可以领略西学知识,开近代天津,乃至中国新式教育的先河。用张伯苓自己的话讲,那一段时期是“南开之胚胎时期”,而位于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的严氏宅邸就成为南开学校的发祥地。

  1903年,张伯苓有感于日本蕞尔小邦,居然胜中国,挫强俄,一跃跻身于世界列强,必有所以致此之道,不可不往一观。在严修、王奎章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赴日本考察,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

  1904年初,在天津主持“新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委严修以直隶学校司督办一职,授其擘画新式教育。同年8月,严修、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即将严氏家馆和王益孙家馆合并,招收新生,并于当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中学。校舍仍在严宅偏院,当时校名初称“私立中学堂”,学校建筑费用、用具费用,以及常年经费分别由严王两家捐助。张伯苓出任学堂监督,学校除监督、教员领取薪金外,其余均为义务。一个学期过后,学校各项工作渐渐步入正轨,是年冬,校名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1905年年末,学校再次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

  1906年,天津富绅郑菊如以天津城西南水闸旁空地十余亩捐助学校,因该地位于德国人汉纳根开设的大广地皮公司界内,起初德人不肯相让,后经张伯苓与其几经交涉,遂将郑氏所捐之地换成电车公司旁边一块空地,这片地位于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带,向有“南开洼”之称。经过这一番周折后,学校在此起建校舍,1907年秋,学校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循因所在地名而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这就是“南开”之始。学校迁到新校址后,校舍得到扩充,生员增加,私人捐助也有所提高,学校继续扩充发展。

  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张伯苓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就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他说:“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张伯苓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

  1919年9月5、6日,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

  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显得难能可贵。

  南开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的终结。因为,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培育人才,才是他兴办教育的宏伟目标。

  张伯苓于1923年建立南开女中。1928年,张伯苓又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南开小学部。

  为开展学术研究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张伯苓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初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为满足。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两国终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及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张伯苓深为忧虑。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并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当年9月开学。

  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占天津。因南开师生一贯爱国救国、积极抗日,日军遂用重炮和飞机轰炸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30日,张伯苓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其后,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昆明,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风雨八年,弦歌不辍;张伯苓与梅贻琦、蒋梦麟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主掌校务。同时,天津南开中学也被迫整体南迁重庆,与南渝中学一道赓续南开的中学教育薪火,一日不曾中辍。在此前后,张伯苓还接办了四川自贡蜀光中学。

  南开系列学校,在张伯苓的苦心经营下,就这样慢慢由根生枝,由枝生叶,枝干并盛,根叶同茂,蔚为体系,并栉风沐雨、踏平坎坷,在中华大地上盎然成长魅力非凡。

  毫无疑问,张伯苓首先是以伟大爱国教育家的身份载入史册的。

  中国近代教育一经产生,便被赋予了救国这一庄严而沉重的历史使命。当时的教育家们各自经历、境遇虽然不同,但大多是带着这样的意识走上兴办新式教育道路的。张伯苓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践行教育救国理念,创建和发展了南开系列学校。

  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肇基于严修所设新式私塾,后逐步发展出中学、女中、小学、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这些学校所采取的大体是同一办学模式,即一切办学费用,皆须办学者自己筹措。办学者除肩负教育管理的职责外,尚需担负起投资者通常要面对的市场风险。学校不能高枕无忧地躺在国家财政上,办学思路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社会取向。

  在张伯苓看来,学生就是学校这所“大工厂”的产品。学校的直接效益要受制于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程度,其发展也取决于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为此,南开学校,特别是南开大学在许多方面都坚持实业化导向。譬如,南开大学在学科设置上,以社会需求为指针,偏重于理科、工科和商科;在科研课题的选择上,以切近实用为主旨,南开最有成绩的两个研究机构———经济研究所、东北研究会的课题选择都如此。

  在突出社会导向的同时,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他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实现修身润世的目的。张伯苓还主张学生要勤勉、虚心、诚意、敦崇品格,仪容大方,彬彬有礼。南开不允许蓬首垢面,体态松懈,言语蛮横,奇装异服。有的学生要学名士派头,不修边幅。张伯苓就说:“你要是名士,你须有名士的智慧学识。假若你没有名士的条件,而你肮脏恶臭硬要学名士,学校绝对不允许。”于是南开学生都很注意仪容,草绿色的制服,银白色的扣子,六角形的帽子,显得格外精神。

  张伯苓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突出“土货化”思想,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进行了不懈努力。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尚处于贫困状态,民间实业规模有限,社会闲散资金既少,且主要集中于政要手中,经费的筹措不仅取决于办学者与政要之间的个人关系,所能筹措的规模也往往非常有限。因此,南开系列教育,特别是大学的成功,除了要不断增强学校的造血功能外,更取决于张伯苓个人募集社会资金的能力。

  募集社会资金,要旨在于要保证资金确实使用在公益事业上。南开是私立学校,有校董事会,但一直没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论是最初的投资者、后来的捐资者,还是张伯苓等这些资金的使用者,都不是南开产权的所有者。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利润回报,而是学校固定资金的不断增长和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三百万。这样的集资成绩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奇迹。首先应归功于张伯苓奉行的这种“私立非私有”的原则。

  在此期间,南开教授的工薪一涨再涨,最高的已达月300元,但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们甚至有些学生已包起了人力车,但他却经常步行上班。教授们都已住进了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雅的百树村,但他一直住在一条陋巷的三间平房中,身无长物。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用1元。这等客店设备自然不会好,且臭虫特多,所以他每次总要自己带一盒臭虫药设防。张伯苓上班或到市里办事,学校备有“洋车”。后来,那辆洋车的后堵板被两个学生偷拉时摔坏,车夫和斋务都主张换成新的,他却笑着说:“不用换,还没有到把我漏下去的程度。况且这是两个失掉家乡的孩子玩破的,是个很好的纪念。”张伯苓理校,凡事除非绝对为学校公事,由学校出帐外,他都记在自己帐上,公私分明可见一斑。张伯苓就是以这样的行为诠释着“私立非私有”的理念,许多政要、企业家、政府、国外基金会,也正是因此才源源不断地向南开提供资金支持。

  在南开所募集的资金中,有多少是因张伯苓个人魅力所获得的,现已很难统计,但可以肯定,其中必有相当多的捐资者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才慷慨解囊的。南开东北研究基金的获得便是如此。有一次,张学良走访津门名人,司机几经寻找才在南市一条喧闹的陋巷中找到了张伯苓的家,看到如此简陋的居室与居住环境,张学良不由感慨万千,遂应允出资20万,资助南开东北研究会。在名教授中,也有许多人是出于对张伯苓个人的信赖与钦佩,才甘愿接受低薪坚持在南开执教。著名经济学家何廉谢绝岭南大学每月300元的高薪,毅然接受南开180元的工资,便是典型例证。

  办好教育,特别是办好大学,必须有一支很强的师资队伍。张伯苓除了积极筹措资金提高教师待遇外,还借各种机会与教师联络感情,增进他们对南开的认同。新学期伊始,新聘教师到校,他召开新教员茶话会;逢年过节,他与夫人邀请教师夫人聚会联欢;每学年完毕,按惯例宴请全体职教人员,以酬谢大家一年的辛劳。这一切,虽是小事,却使教师及其家人感到温暖。正是因此,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曾经深情地称张伯苓为“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

  张伯苓认定教育可以救国,便把它当作身体力行的事业。几十年里,他有如托着钵盂的游方僧,到处化缘,虽然坚信自己不是乞丐,“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但在“余在外所历艰难很多”的感叹中,我们仍可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艰辛。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已成为社会名人,其间有过多次个人发达的机会。在兴办教育过程中所积累起的社会声望,已构成了他最好的进身阶梯。但面对各种诱惑,他始终淡然处之,甘做教育“乞丐”。

  对名利淡薄,对理想执着,对事业虔诚,对师生真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张伯苓留下了一位大智大勇刚毅坚卓者的形象。他的个人思想、品格、才干和魅力是成就南开系列学校世纪传奇的源头活水。

  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在南开园这块民主与科学的土壤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杰出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和他的奋励践行,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千古伟业,为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事业丰富增色。

  但是,张伯苓又不仅仅只是教育家,他还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为中国近代体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主掌南开系列学校校务的同时,张伯苓曾先后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先后被授予国家奖赏及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名誉博士学位。

  有关人士考证,张伯苓是最早在中国传播奥林匹克知识的人。1908年,张伯苓主办的一份杂志上提出了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第一,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有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第二,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有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第三,中国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1910年,张伯苓在南京发表演讲:《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对中国的意义》。1916年,张伯苓提出“中国急宜讲求体育”。

  张伯苓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国竞赛活动,他长期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华北体育联合会会长,并是建国前历任各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还曾担任全国学校区分队体育同盟会董事,被誉为中国重视体育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中国申奥第一人。

  张伯苓还是近代中国新话剧运动的最早提倡者之一。南开学校成立不久就有了新剧社。张伯苓鼓励学生演新剧,他亲自写作剧本,指导学生表演,甚至自己担任《用非所学》一剧中的主要角色。他的胞弟张彭春受他影响而成为近代杰出的戏剧家。

  张伯苓也曾一度在政治上地位显赫。国民政府一度曾邀请其出任教育部长及天津市长,均被张伯苓婉言拒绝,以便有机会以全副精神实现南开的教育理想。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在汉口成立了国民党参政会。蒋介石为了装点门面,极力拉拢在中国文化教育界颇具声望的张伯苓担任参政会的副议长。张伯苓考虑到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乃投身政治,应允当选副议长并出席会议。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蒋介石又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后,目睹国民党政府,政治黑暗腐败,心情很不愉快。年末,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老寓所,终日深居简出。

  解放前夕,蒋介石数次到沙坪坝津南村,希望张伯苓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美国,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行,但张伯苓都婉言谢绝了。

  张伯苓教导他的学生们:希望你们都有政治的觉醒,虽则不一定人人参加政府。

  张伯苓知道,他在其他领域得到的尊重和推崇是与他在教育领域的成就分不开的。南开教育事业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事业。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教育;他一辈子只留下了一件东西,还是教育。

  1951年2月23日,75岁的张伯苓病逝于天津,临终遗嘱敦嘱南开师生“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务共努力,以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党和国家于1986年举行了纪念张伯苓诞辰110周年大会,给予他很高评价。李鹏在大会上高度评价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主张有丰富的内容,是一份重要的遗产,人民将永远记住他的功劳”,并为他题词:“绩著南开,教泽广布”。

  张伯苓,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

  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优秀代表,他是一个“眼光远大、能屈能伸、永不消沉、清白无暇、道德正派的有实际经验的人”,他是一个“对现代教育有献身精神的开创者和管理者”。

  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利在社会,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和中国社会贤达的卓能才干。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南开人,已经成为推进南开系列学校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 一个人那样深刻地影响一个系列学校的事情不多,一个系列学校如此多方面地接受一个人的恩惠更是少有,张伯苓为什么能让南开成为天津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的世纪传奇?

  这是张伯苓留给我们的思索,也是每个人审视天津这座600年古老城市的往昔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人说,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张伯苓承继了仲尼传统,万世师表孔子有弟子三千,而张伯苓有门墙师生二十万。礼乐射御书数,孔门要求六艺精通;德智体群美劳,张伯苓则要求全面发展。孔府学宫育儒千载,南开五校教泽永存!

  所以,张伯苓,是一位富有古典圣贤气质的思想者和实干家。

  天津,这座六百岁的城市,会永远铭记张伯苓,连同他那万世不朽的产业!

  (作者说明:本文参考了王文俊、梁吉生、郑致光、杨阳等先生的相关著作。)

编辑:南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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